如今，通讯设施已到了极其发达的地步。满街的俊男靓女手拿或腰携着各种各样的先进手机，漂亮的外形会把你搞得眼花缭乱。密如蛛网的通信网络无形的覆盖了整个地球。
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人们还在温饱中徘徊的时候，电话无疑还是一个神秘的奢侈品。北京的公用传呼电话创办于解放初期的1951年，那时全北京城只有几十部公用电话。到了六十年代，市区内公用电话增加到了一千三百七十多部，按居委会的辖区范围设置。每个居委会的区域内，都会有一部公用传呼电话，服务于本辖区内的居民。通过公用传呼电话的传接，邻里之间水乳交融的那种亲情，至今回忆起来还温馨无比，令人难忘。
我小时候家居城南的枣林前街，枣林前街呈东西方向。家在街南，与街北一条南北向死胡同内的公用传呼电话近在咫尺，仅一箭之遥，电话设在这条死胡同北端路西院内的董爷爷家。胡同南口路的中间有一棵粗大壮硕的连体国槐，刚从地表分开的两岔树干，把胡同一分为三，形成左、中、右三条通路。接打电话的人，能从三条路中任选一条通过。
今日遗存的原胡同中那棵联体老槐树
夏天，国槐巨大的树冠遮盖了整条胡同，枝叶葱茏，洒下一地的绿荫，斑鳞的两枝树干直指碧空如洗、天淡云闲的无限苍穹。由于树荫的遮挡，胡同里显得清幽凉爽。
董爷爷家院门是鹰不落的门楼，龟裂嶙峋的门板上依稀刻有“长处于世，须尊所闻”的八字门联。细品这八字门联，电话设在这里似乎就寓意着与前世有着某种渊源。进院门右边一溜儿是四间北房，东两间是董爷爷董奶奶老夫妇居住，西两间是他们新婚不久的儿子儿媳居住。小一些的两间西房，是他们一家人的厨房。厨房窗前有一棵亭亭玉立的小枣树，微风袭来，树叶婆娑，引得树枝上挂着鸟笼里的黄雀不知疲倦地上下跳跃，发出“吱吱”的鸣叫。进院门左边、院子的东南角就是公用电话屋。小院里除去有接打电话人的声音外，平时显得出奇的宁静，与胡同外街上的车水马龙喧嚣声相比，俨然像两个不同的世界。
电话屋北墙有一扇窗户，窗户下部的死窗部分被改成推拉式的小窗，窗外安装了一块木托板，来打电话的人可以通过推拉式的小窗，方便的将屋内桌上的电话拿到窗外的木托板上。窗户上沿儿接出了 一米见方的蓆棚雨搭，为接打电话的人遮风档雨。电话屋也就七、八平方米的样子，屋门朝西。屋内北窗下是一张老旧的二屉桌，桌上有一只双铃马蹄表和一本页边被翻得卷曲已显残旧的电话簿。桌前是一把接了腿的高椅，椅面无论春夏秋冬总有一层厚厚椅垫。东墙二屉柜上边的墙上有一块黑板，上面记录着传送电话人家的姓名、门牌和事由。靠南墙是一张木床，西墙的窗下是一把木板条钉成的长椅。
在桌前高椅上坐着看电话的是董爷爷董奶奶患有小儿麻痺症的残疾女儿，邻里间的孩子们都叫她“董姑”。董姑行动不便，走路要靠腋下的双拐。可在白天看电话的时候，她会坐在桌前坚守她的岗位，厕所都见她很少去。传送电话的任务就由董爷爷董奶奶完成，更多的时候是董奶奶。老太太得到女儿需传电话的指令后，拿着铁皮喇叭风风火火，还没出胡同口就嚷上了，略显沙哑的嗓音里，在收尾的时候，常常带有一丝垂落的颤音。老太太的独特声音，为众邻们所熟悉。现在回想起来，还感到特别的亲切。那时的传呼电话极其透明，毫无隐私可言，通过董奶奶一喊，更是广而告之。当时打一次电话是五分钱，时间以三分钟为限，超过三分钟就算第二次收费。马蹄表的作用是顾客的电话一拨通，董姑就将马蹄表设定，计时开始，三分钟一到闹铃响起，提醒顾客第二次收费已经开始。传送电话是一毛钱，如遇被传送的人家里无人，董姑会在小黑板上记录下事情的经过。尽管当时的生活清苦，但从没有听说谁家赖账传呼电话费的。
闲时，董姑除去和我们这群常串门儿的孩子们聊聊外，大部分时间都在看厚厚的书。可能是书看得多，别看董姑不出门，可她知道的事情特别多。从她那里我们知道了天上为什么有牛郎织女星，地上的人间为什么会有七夕节，进而引深到月亮围绕地球转，地球围绕太阳转并自转的天体成因。知道了地球在广袤浩瀚的宇宙中不过是一颗小小的行星，人类的一生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每当董姑给我们讲解天体运动时，似乎早已把自己置身于无穷的宇宙中，在一颦一笑里，嘴角下会露出两个浅浅的梨窝来。那时的夜晚，我们小伙伴们常常伸长了脖子，面对繁星浩渺的夜空，展开无限的遐想，幻想着成为茫茫苍穹中的一颗星，自由自在的游弋。
我上小学的时候，一次课间在学校小树林里踢球，不小心膝盖撞到了树上，疼得我几近昏迷，同学们轮流把我背回家。正是董姑用电话及时的通知了单位上班的母亲，母亲急火火从单位请假赶回家时，我已经疼的无法行走。又是董姑一家人用电话联系好车辆，把我送到医院，使心急如焚的母亲，顿感安慰。在养病的日子里，董姑借给我很多书看，这些书也成了我战胜病痛的灵丹妙药之一。
说来有趣，当时邻居中有两个小伙子，年龄相仿，一胖一瘦，一高一矮，俩人住在同一个院里。高大魁梧的叫武永刚，身材瘦矮的叫吴继光，当时都处在婚恋当中。因姓名读音近似，董奶奶传呼其中一个人电话的时候，经常会发生俩人同时跑去接电话局面，常使另一个人顿显尴尬。为了不再发生张冠李戴、混淆视听的情形，董姑没少费心思，除了仔细辨听来电确实要找的是哪一位外，她告诉董奶奶传送电话时把武永刚改叫“胖武”，把吴继光改叫“瘦光”，以免误听搞混。自那以后，两个小伙子再也没发生过南辕北辙、错把南京当北京的事了。
冬季，寒风冷冽，霜气袭人，接打电话的人被冻得搓手跺脚，每当此时，董姑会把他们一一的让进屋里。屋中小火炉里散发出温暖如春的热量，会渗透到每一位接打电话人的心头。电话屋里的欢声笑语，似乎早已融化了冰雪覆盖的世界。
院中原来的枣树已成街边的一景
往事如烟，记忆深处封存多年的印迹大多渐渐淡忘。但那间小小公用传呼电话屋里的温馨感觉，至今思来依然是那么清晰、挥之不去。在各式各样的电话铺天盖地普及的今天，我深深怀念董姑的那间小小的公用传呼电话屋，怀念那种邻里间的真情。
（转自新浪博客：邱崇禄本人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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