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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经授权转载自：中国慈善家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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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月19日，新加坡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确诊病例达到81起，治愈人数为29人。
新加坡成为中国、日本“钻石公主号”以外新冠病毒感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偏偏他们看起来都佛系得很。在新加坡总理口中，这只是一场“大号流感”。
大街上并非人人戴着口罩，政府也没有强制要求，甚至不顾万人请愿，照常举行了元宵万人宴会，虽然只有一半人到场。
万人请愿取消元宵宴会
不少国内网友表示，新加坡是不是采取了“放弃治疗”？
或是叮嘱我加强防护，多多保重，让之前还没有感受到疫情对生活有多大影响的我，突然有种深陷疫区的感觉。
但事实上，新加坡人对这场疫情以及领导讲话，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
“ 佛系抗疫 ”新加坡？
这次李显龙的讲话最受国内朋友关注的有两点。
一是李显龙比较了新冠病毒和SARS病毒，指出新冠病毒的感染率高于SARS，但是致死率远低于SARS。
随后，李显龙比较了新冠病毒和曾在2009年肆虐新加坡的H1N1流感的致死率——他对比了湖北之外新冠病毒的致死率（2月8日为0.2%，2月10日上升为0.3%）和H1N1流感的致死率数据（0.1%），并表示如果新冠的致死率维持在这个水平的话，其危害程度可能类似于流感，而不是SARS。
第二个引发关注的内容是，李显龙表示如果新冠病毒在本地社区发生大规模蔓延，基于新冠致死率比较低的事实，新加坡政府会考虑在某个节点放弃现在隔离所有可疑病例、并追踪密切接触者的措施，转而鼓励轻症患者到家庭医生和社区诊所就医，并在家治疗，把医院的医疗资源集中于治疗老幼人士和重症患者。
这部分内容被很多中国国内朋友解读为新加坡已经“放弃治疗”“自暴自弃”“听天由命”和“无所谓”了，以“新加坡已经佛性接受病毒传播”等类似标题的文章广泛流传。
新加坡的一些不一样的措施，比如到现在仍在呼吁民众如果没有生病就不需要戴口罩，仍然不取消大型活动，更加深了这种认识。
李显龙讲话的前一天，新加坡政府将防疫警戒水平提高到橙色，并引发了一定的恐慌情绪，超市出现了抢购囤货现象。
但是，在李显龙发表讲话，称“恐惧比病毒对我们伤害更大”，并表示有信心保证物资供应之后，民众情绪反而趋向平稳，超市抢购现象也很快消失。
即使仍有些许恐慌情绪，但也是针对疾病本身，而不是来自对政府治理能力的不满和失望。
新加坡技术专家治国
最适合应对灾难体制？
新加坡政府长久以来在国际上被认为是技术专家治国政体（technocracy）的典范。
所谓技术专家治国，指的是由在技术上拥有高水平的专家来决定政策，其特点是在决策中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考虑因素最小化，强调科学技术和专业知识的主导地位。
英国《经济学人》2011年月的一篇《技术官僚：像机器一样思考》文章认为，技术专家治国政体是最适合应对灾难管理的体制，并认为新加坡是技术专家治国最成功的案例。
自新冠疫情在新加坡出现以来，政府的反应基本上符合技术专家治国的路线。
新加坡出现第一个新冠病毒确诊病例是在1月23日，他是一名从广州飞到新加坡的武汉游客。就在同一天，武汉宣布封城，新加坡政府立刻在机场设立了体温检测等措施，将体温异常的中国游客进行隔离。到了1月27日，新加坡的确诊病例达到7例，全部都是来自武汉的游客。新加坡政府随即将疫情预警级别定为第三级的黄色，并宣布限制持湖北省签发中国护照的游客入境，同时要求在1月14日之后从中国返回的居民（不分国籍）自行居家隔离14天，而从湖北省回来的居民则需遵守强制隔离令，接受定时抽查。
这时候，新加坡社交媒体开始出现大量要求禁止所有中国游客入境的呼声。
新加坡教育部长王乙康当时引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成语呼吁民众克制排外情绪。
但是，到了1月31日，感染病例增加到17例，虽然所有确诊病例仍都是武汉游客，新加坡政府的态度发生转变，宣布禁止所有非新加坡居民的中国护照持有者以及过去14天到过中国的其他国家人士入境或转机。
这中间看似是政府屈从于日益高涨的民粹呼声，实际上是因为一些从新加坡返回的中国游客相继被确诊为新冠病毒患者。其中两位来自广西旅行团的患者，后来被证实直接或间接感染了至少七名新加坡旅游从业人员和家属。
到了2月3日，新加坡出现了首起在本地感染的病例，政府随即将疫情警戒级别调高至黄色；在2月7日出现数例群聚感染病例之后，再将警戒级别调高到橙色。
新加坡政府制定的本地疾病爆发应对系统。图/作者提供
新加坡的防疫预案简称DORSCON，是在SARS病毒之后的2005年由新加坡卫生部主导制定的，并随后在2009年的H1N1流感疫情中首次启动。
这个预案的最后一次更新是在2014年。根据这个预案，疫情来临时的危机管理系统由一个以内政部长为主席的部长联系会议来提供战略和政治指导，并由作为内政部最高级别官员的常任秘书作为危机应对执行小组的组长。
这个预案很详细地对相关情况下的防御措施、政府跨部门协调、出入境控制、公众交流、应急物资采购等方面的应对措施做了说明。内容涉及组织早期治疗、采取降低病毒传播和减低对卫生系统冲击的措施，并对如何保护医疗人员、确保基本社会服务，以及商业的延续性做出了相应的规定。预案对疫情出现时的隔离、治疗、接触隔离、探访、甚至尸体处置也做出了指导性安排。
所以，从新加坡民众的角度出发，政府远没有“放弃治疗”。相反，新加坡政府是在根据疫情的变化不断加强应对措施。
即使仍然举行元宵节万人宴，但也已经根据橙色警戒级别的要求将规模减半。
与此同时，学校取消了所有课外活动，要求所有学校和工作场所每天测量四次体温来控制疫情，公立机构和私营公司则立刻将各个部门人员组合成互相不接触的两组人员，以保证一组人员因感染病毒接受治疗和全体隔离时，另一组人员依然能保证所在机构的运转。
官方与民间的高度互信
针对李显龙的讲话，彭博社的一篇报道称其为“在亚洲各国一片恐慌气氛中”难得的冷静之语。
文章引用了悉尼大学医疗价值、伦理和法律中心的高级讲师克莱尔·胡克（ClaireHooker）的话称赞李显龙的讲话是“一篇出色的危机公关范文”。“
他给人们指出了可以具体采取的措施，使人们感到对局势失去掌控能力之际重新感受到一点控制力。”胡克这样评价。
在国际卫生组织公关顾问、《二十一世纪的瘟疫：SARS病毒的故事》一书的作者托马斯·亚伯拉罕（Thomas Abraham）看来，李显龙的讲话可取之处在于平实：“李总理的讲话没有隐藏任何事实，也不畏惧谈论疫情未来可能变差的走向”。
亚伯拉罕表示，只有在政府高度透明并且拥有民众高度信任的新加坡，这样的开诚布公才有可能。
由于从李光耀时代就开始奉行的技术专家治国理念给国家带来长期繁荣和稳定，新加坡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很高。这种高信任度反过来鼓励政府以开诚布公的方式与民众沟通，从而形成了良性循环，进而提高政府的透明度，并在政府和民众间建立了稳固的互相信任关系。
最能表现新加坡专家治国风格和民众对政府信任的一点，可能就是关于戴不戴口罩的问题。
从疫情爆发到现在，新加坡政府一直号召民众只在不适的情况下戴口罩防止传染他人。
根据卫生部的解释，新冠病毒可以确定的传染途径是飞沫和物理接触，所以不戴口罩并不会显著增大感染几率，但是卫生部没有否认口罩确实能降低感染几率。
李显龙夫人何晶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新加坡应该将口罩储备预留给医疗机构。图/作者提供
李显龙夫人何晶在社交媒体上给出了更加现实的原因。
她说，疫情的出现导致医用外科口罩在全球都出现短缺，而且由于产量占全球一半的中国因春节停工，其他生产国如越南和泰国采取了出口管制措施，新加坡没有稳定的进口来源，所以不能滥用自己的口罩和其他医用储备。
她表示，为了应对未来可能持续的疫情，新加坡应该将口罩储备预留给医疗机构。
应该说何晶的说明是很诚实的，而总理李显龙也以身作则，在探望新冠肺炎患者期间坚持不戴口罩。尽管民众仍然抢购口罩，药店里已经很难买到，大多数新加坡民众在戴口罩的问题上也没有出现强烈的不满。
针对口罩短缺的状况，新加坡政府采取了免费向每户家庭发放四只口罩的措施。总体上说，口罩问题并没有造成新加坡政府和民众的对立。
新加坡为什么有底气防控？
很多人看来，新加坡的疫情颇有一种风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但笔者认为，新冠疫情很大概率不会在新加坡发生失控爆发。
/ 第一，新近出现的多国旅行禁令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新加坡提升警戒级别的技术性反应，而不是针对李显龙讲话的具体内容。
虽然李显龙讲话当日，新加坡新增了包括集聚病例在内的七名新冠患者，但是在随后几天里，每日新增病例又降到2-3例，而且大部分仍是可追溯感染源的病例，没有显示出明显的失控迹象。
/ 第二，从隔离措施上来看，作为一个独立的岛屿城市国家，新加坡从1月31日起已经禁止所有非居民的中国护照持有者和14天内到过中国的其他国籍人士入境新加坡。
这种措施基本等同于国内城市的封城措施。这就从源头上大大减少了输入性病例。
到目前为止，还有大约三万名持工作签证的中国护照持有者没有返回新加坡。在防疫警戒提高到橙色警戒以后，新加坡要求这些中国客工的雇主要先向人力资源部申请许可，才能让他们回新复工。与此同时，政府加强打击违反返新后自我居家隔离14天规定的行为。2月9日，人力部吊销了四名违反规定在隔离期上班的客工的工作签证。
/ 第三，鉴于新加坡的热带气候，新冠病毒的传染性理论上应该远低于正处于冬季的中国。
新加坡国家传染病中心传染病科研与培训中心主任副教授赖建文就表示，在新加坡潮湿闷热的体外环境中，病毒只能存活一到三个小时，所以在户外感染病毒的几率很低。他认为新加坡本地的传染病例大多都是在室内空调房里感染的，并建议民众应对疫情应该少开空调。有的新加坡朋友甚至戏言，如果疫情持续爆发，只要把全岛空调全关掉，就能解决大部分问题。
/ 此外，新加坡作为世界最发达的经济体之一，拥有优质的医疗资源和基础设施。
有三点很重要 ，新加坡完整披露所有病例的详细流行病学史；建立了科学的疾病爆发应对系统；全面的家庭医生制度。
此外新加坡多年的技术官僚治理体系培养了拥有相对高科学素养的公私机构和民众，能促进政府各项应对措施的有效性。比如在新加坡政府提出从中国返新居民要居家自我隔离14天的规定时，企业和学校等机构行动非常高效迅速，紧接着推出具体落实措施。
不仅如此，很多机构还主动将隔离措施扩大到家里有直系亲属从中国返回的人员。
从法理上来说，这种对直系亲属的隔离措施属于自愿行为，并没有法律强制力，但是从笔者的观察来看，新加坡的普通民众从总体上不仅相当配合，还主动参与，很少出现由此引发的纠纷和冲突。
从这个角度来说，新加坡特有的这种政府和民众高度信任的社会关系可以部分弥补缺乏“强力措施”造成的不足。
作者系美国德州理工大学政治学硕士，资深媒体人，现旅居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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