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结论，尽管广东内部的族群和文化多样性不亚于江苏，但广东并不不散装。
原因很多，但比较重要的有三个。
其一，广东作为一级行政区在明清以来近五百年时间里，主体省域范围一直很稳定，没有出现颠覆性的行政区划变更。
其二，珠三角地区在全省经济及人口上占据绝对的领先地位，粤东西北的外出劳动力都首选到珠三角务工，而且非珠三角地区的财政一直仰赖珠三角各市输血。经济发展极度不平衡，导致非珠三角地区在舆论上没有能与珠三角分庭抗礼的话语权。
第三，广州两千年来作为岭南地区首府、省会、省城的地位不可撼动。尽管广州的经济地位先后落后于香港和深圳，但由于长久以来的资源倾斜和集中，广州拥有全省绝对多数的科教机构、医疗资源等。加上一直以来的文化积淀，广州音作为粤语的标准音，这也强化了广州作为全体广府人的“精神首都”的地位。
直至今日，在省内，人们对族群的认同往往大于对市域或县域的认同。
比如，一个汕头人or潮州人or揭阳人到珠三角工作，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往往会首先自称“潮汕人”。
而对于客家人而言，则常常介绍自己是“梅州客家人”、“河源客家人”等等。而唯有占据主要话语权的广府人，则会具体到某个地级市甚至是县、区。
当然，还有例外的是“深圳人”，深圳土著居民占深圳常住人口大约只有十分之一，大多数深一代会保留原来的省籍认同，而在深圳出生、长大的深二代，则往往只会认同自己是深圳人，而非广东人。
与江苏类似，广东也是不同民系的组合体，糅合了潮汕、广府、客家三大族群。更吊诡的是，广东的省界正好切割了广府民系、客家民系和闽海民系，使得任何一个族群都没能完整地在一个一级行政区里。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三大族群并没有建立共同的省籍认同，甚至爆发过严重的族群矛盾——土客冲突。从明中后期到清末，广东沿海等地的人口剧增（各地移民及自然人口增长）。至清末，人民生活困苦，生存资源处于极度紧张的状态，土（广府人）客（客家人）双方为了争夺生存资源爆发激烈的斗争。极具防御性质的开平碉楼（广府地区）和客家围龙屋（客家地区）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直至清末民初，“广东人”这一身份还仅仅只是受到广府人的广泛认同。从海外华人的籍贯认同可以发现，潮汕人和客家人在下南洋时期并不以“广东人”自居。可以说，在现代社会之前，客家、潮汕两大族群仅仅认同自己是两广总督治下的臣民，这是政治意义上的广东人，而非文化意义上的广东人。这一点与江苏的境况十分相似。但与之不同的是，广东被拼合起来的时间较之江苏更长。早在唐懿宗咸通三年（862年），岭南道划分为东、西道，其中岭南东道便是广东的雏形，宋设广南东路，元设广东道和海北海南道（今雷州半岛和海南）。明朝洪武二年（1369年），改广东道为广东等处行中书省，并将海北海南道改隶广东，广东省区域轮廓自此基本形成，清初承袭明制，并正式广泛地使用“广东省”的名称。相较于清康熙年间设立的江苏，广东建制的时间则相当久远。广东各大族群逐渐地、自愿或不自愿地适应了同属于一个省的政治事实。在一千二百年里，人们拥有了共同的历史记忆。从南汉小朝廷到崖山海战，从土客冲突到下南洋，从太平天国运动到辛亥革命，这些共同经历造就了共同文化心理基础。
真正的转变发生在近百年间，三大族群对于“广东”逐步从政治认同转化为文化认同。清末广东革命人士欧榘甲著名政论《新广东》 一文就已经体现了统一广东的内部族群的思想，这也是精英阶层对族群融合探索的发端。
“此三者种族，同出一源，不过因声音而异，抱此劣见，犹之可也。……无论此三者种族，智识心思，脑轮角度，形体精神，不相上下，即以其族谱而言，其祖先莫不由中原丧乱，越岭南迁。故本地之族多由南雄而至广肇，客家之族多由雄州而至惠嘉，福佬之族多由江浙而转福潮，其声音之异，亦由所居之地而变迁意。常有一姓祖父子孙，不同声音者，居福潮则言福潮之话矣，居惠嘉则言惠嘉之话矣，居广肇具言广肇 之 话 矣，然则因其言而定共为客、为土、为福者谬，因其客言、土言、福言而定其为黄族苗族，尤不可也。……然以大体考之，福佬本地皆有官话，字皆有可通，非若苗族也。然则三者同为种族，无可疑也。”
在现代社会之前，族群认同是跟宗族制度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点也在土客冲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两村争夺水源、农地等生产资料时，以土客划分阵营，以宗族意识凝聚人心。而到了20世纪初期，随着小农经济生产模式逐渐崩溃，传统的宗族制度开始松动。辛亥革命后，资本主义工商业在沿海地区蓬勃发展，农耕社会中同乡之间守望相助的情形变得不再是理所当然，局限在小地方的族群认同不再是人们的首选。更重要的是解放后新中国施行的土地改革和农业集体化运动，直接促成了士绅阶层的瓦解和宗族制度的消退，族群认同的基础遭到削弱。20世纪是广东闪亮登上中国舞台的重要时间段，也是族群认同不断降温，省籍认同不断强化的进程。从晚清的东南互保，到辛亥革命前夕的广东独立，从北伐战争中的广州国民政府，再到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腾飞。两千年来作为帝国流放贬官的无足轻重的瘴疠之地，终于在帝国覆亡之后迸发出惊人的活力。广东人作为“命运共同体”的认知也在不断得到强化，共同的省籍认同第一次超越族群认同，从精英阶层的疾呼变成普罗大众的体认。
近四十年来的改革开放更为广东人的身份认同增加分量。改革开放以前，广州作为重要的商贸城市、祖国的南大门而闻名，但广东只是出现在历史课本里但并不显眼的省份。改革开放以后，珠三角遍地开花，“广东四小虎”迅速崛起，深圳、珠海这些原来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一跃而举世闻名。广州不再一枝独秀，珠三角其它先富起来的地区（大多数是原广州府所领的县）也不再甘心被广州代表，而将广东人的身份认同强化。另外，珠三角地区在全省经济、人口上都占据绝对的领导地位，粤东西北的富余劳动力往往会到珠三角务工。广东迎来了历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族群融合。
如果说宗族制度是族群认同的基石，那么方言就是族群认同的纽带。改革开放后，广东迎来新一轮的移民浪潮。与两千年前的北方移民一样，新移民来自不同的省份，他们使用民族共同语——雅言（普通话）。作为方言顽固派的广东人，第一次真真切切地面对“我者”与“他者”的冲击，这也是三大族群第一次广泛地无差别地遭遇语言危机。
在这里，不得不提的是香港的特殊作用。自《南京条约》签订后，香港不再是广东省的一部分，却在后来长期成为了广东的流行文化中心。自八十年代后，港片、港剧与香港流行音乐将粤语文化推广到全国，也参与了塑造广东现代社会的形态。香港为广东带来的影响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有别于内地省份的方言用词，还在于社会思潮、社会管理模式、文化认同等方面。广东人也在或是对抗或是接纳香港的文化影响力过程中，蹒跚起步。从八十年代起开播的本地粤语台，在今天的广东反而有超过央视的影响力。粤语流行音乐影响了70、80、90等几代人的青春，粤语歌顽强地留在了多数广东人的歌单，成为了不一样的情怀。这些种种参与了广东现代社会文化心理的形成，也使广东的传统风俗和现代生活方式也呈现与内地省份更多的区别。“我者”与“他者”的区别得到强化，共同的身份认同得到确认
最后，造就“广东人”身份认同的因素还有很多，但无可否认的是，“广东人”的内涵在不断扩展。今时今日，越来越多的人“越岭南迁”，将广东作为未来的定居地。同千百年前的移民一样，新移民建设广东，也在改造广东，最后成为广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现代文明社会，任何挑拨族群矛盾和实行地域歧视的行为都应受到谴责，也请把“捞妹”、“北姑”这样的称呼埋进故纸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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