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宏观经济学的国民核算原理，固定资产投资对于国民经济的增长具有乘数效应，同样，房地产投资对于国民经济的增长也具有乘数效应，即国民经济数倍于房地产投资量增长。
统计数字表明：房地产业的影响力系数、感应度系数在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中都处于平均数以上；与房地产业直接或间接相关的产业部门多达50多个。发展房地产业需国民经济中的建材、设备、冶金、陶瓷、等许多物资生产部门和服务行业的产品生产和劳务提供相配合，从而“波及”、拉动其发展。房地产业的产值每增加1％，会促使这些相关产业的产值增加1.5％-2％。正是得益于此，近年来，在我国每年的GDP增长率中，由房地产拉动的至少占到2％。
其次，房地产业发展带动了就业。房地产业不仅是一个资金密集型产业，同时也是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房屋的建设会吸纳大量的社会劳动者参与到社会生产者中，这样一来就为社会带来大量的就业岗位。同时，由于房地产业具有产业链长、关联度大、带动性强的特点，其发展必然带动其他行业的发展，进而带动更多的就业岗位。
正是基于上述观点，主流观点普遍认为，房地产业对我国国民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房地产业的发展在国民经济增长中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但这显然不是事实，来自德国和新加坡的例证证实了，不将房地产业置于支柱化或发达产业的地位，这些国家的经济也可获得又好又快发展。
当然，有人肯定会以国情论来说事，说：中国和德国、新加坡国情不同，不具可比性的。但长沙的例证，却明白的告诉了我们，这一观点显然站不住脚。
让长沙一度成为新闻热点的，是其对炒房态度。2018年6月25日，长沙官方在通气会上表示，“当前长沙房地产市场调控的主要矛盾不是供需矛盾，而是炒房与反炒房的重大斗争。”
当天，长沙市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的通知》，打响长沙市“反炒房”攻坚战打响，全面升级楼市政策调控，从项目监管、土地出让、购房资格、户籍管理、打击炒房等方面出击，全力保障刚性购房需求，遏制投机炒房行为，多项措施都是二线城市中最严厉的。譬如，根据《通知》，夫妻离异后，任何一方2年内购买商品住房的，其拥有住房套数按离异前家庭总套数计算。
此外，在土地供应方面，长沙明确要求住宅用地供应中，安居型住宅用地占比不少于60％，安居型住房优先供应首套刚需购房群体，采取限房价方式供地，在二线城市中遥遥领先。
得益于此，虽然长沙土地供应量不小，但土地出让金并不靠前，楼面价也远低于同类型省会城市。据相关研究机构的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上半年，在长沙供应的土地规划建筑面积位列前茅的情况下，土地出让金为299亿元，位列各大城市第26位，仅为杭州的1/5。其楼面价不仅远不低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大城市，也比中西部的很多省会城市如武汉、郑州、成都、西安、南宁都低。
得益于此，长沙的房价不仅远低于武汉，也比同处中部的郑州、南昌都要低。有关数据显示，2019年11月长沙房价为每平方米11007元，位居城市榜第59位，而同期南昌为12606元，武汉为18496元。甚而连西部的昆明（13331元），都高于长沙。
另据易居房地产研究院2019年7月发布的《2019年上半年全国50城房价收入比报告》显示，长沙的房价收入比仅为6.4，是50城中唯一一个房价收入比低于7的城市。
与其较低的房价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长沙的城市竞争力、经济增速表现异常抢眼。2008年长沙GDP为3001 亿元，在各大城市中位列第2222位。到2019 年时，该数值已上升到11574.22亿元，位居全国第15位。11 年间长沙GDPGDP增长了几乎300％。
更为重要的是，目前其经济仍保持高速增长，2019年其增速就高达8.1％，远高于全国平均增速。此外，它是中部地区继武汉之后第二个进入GDP万亿俱乐部的城市，而其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更是高居中部第一。
正如上所述，长沙这一成绩的取得，并不依赖于房地产。其主要是依靠强劲的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的带动。这些年，长沙主打产业装备制造业、文化产业、医药、汽车。以装备制造业为例，长沙涌现出了三一重工、中联重科、山河智能、远大集团等企业。
数据显示，2019年全市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长8.8％。此外，近年来长沙的科技创新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不少新兴产业发展起来。2018年长沙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超过2300家，在中部地区仅次于武汉。
那么，为何不依赖于房地产业的长沙，经济还表现的如此抢眼呢？
关于这个问题，李嘉图的观点可给我们一些启示。李嘉图长期研究经济增长，但其侧重点与亚当.斯密不同，斯密主要着重于国民财富形成的原因，而李嘉图则将精力着重于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创立新的经济理论，制定新的经济政策，扫清大工业发展道路上的障碍，以使国民财富得到更大更迅速地增长。
在他看来，资本积累的扩大是一个重要的中间量，是使国民财富增加的根本原因。他认为，资本积累越多，国民财富增长越快。而资本积累的源泉，则来源于年产品价值中扣除费用后的纯收入。而在纯收人中，资本积累的多少，又取决于利润的大小。李嘉图认为妨碍资本积累的主要因素，是把纯收入用于非生产性消费，而最主要的非生产性消费就是赋税和地租（直接、间接的企业地租房租成本）。
所以，李嘉图认为，要想使国民财富增加，就必须确保资本积累的扩大，而资本积累的扩大又必须建立在，采取有力办法，有效的降低赋税和地租。
而全球公认的城市问题研究权威乔尔.科特金，则从人才的流向，强调了低房价对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他说“哪里更宜居，知识分子就选择在哪里居住；知识分子选择在哪里居住，人类的智慧就在哪里聚集；人类的智慧在哪里聚集，最终人类的财富也会在哪里汇聚。”
何谓宜居？科特金的解释是“不仅指一般意义上的舒适的气候、丰富的美食、美丽的城貌，还包括较低的房价和城市的适应性和包容度。”基于这种认识，在他的《新地理》一书里，他进一步强调：“对那些高科技公司的一些调查发现，在影响它们选址的因素——例如税收、管理和土地成本（这也正是李嘉图所强调的）——更为重要，因为这涉及是否能吸引到技术工人。”
我不知道长沙的主官们是否读过李嘉图或科特金的著作，但他们的认识确实与李嘉图和科特金的理论庶几近之。长沙市委书记胡衡华就曾表示，“限地价、限房价”等系列措施，虽然从短期来看影响了财政收入，是一种“劣势”，但从长期来看抑制住了房价的非理性上涨，对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大有裨益。
在防止脱实向虚，壮大实体经济的时代要求下，“长沙模式”无疑是个好模式，值得全国学习推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