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失踪女子生活照
“杭州女子失踪”事件,因至今仍无定论,已被舆论默许为“奇案”。事发后,家属查看小区内多处监控,没发现人影;与此同时,警方对小区的天台,水箱,窨井逐一排查,均未发现线索。只是,女子已经失踪十多天,仍无音讯,不免会让人往坏处想。
然而,基于现实的案情,因没有有效的线索能打开局面,导致舆论对案情的可能性想象,呈现出“发散效应”。目前来看,“失踪女子”的丈夫算是“舆论现场”中的“核心人物”。因为,对于暂无有效线索的案件来讲,只能从“枕边人”进行突破。
毕竟,在案件没有破解之前,这应该算最直接的“突破口”。只是,比起警方介入案件的严谨性,舆论的揣测就显得比较松散。因为,在绝大多数的推定逻辑中,都是参照过往发生的惨案模型进行分析,并不是就事论事的“破案”。
这导致“案情”本身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看谁发散的案情更刺激。坦白讲,从“女子失踪”到“全民破案”,就“舆论现场”而言,案情所激发出的关注度,让人感到非同寻常。因为,当“人均侦探”成为现实时,我们根本无法鉴别舆论到底是在“关注案情”,还是在“消费案情”。
不过,“有一点”是可以确认的。正是因为案情还没有进展到实质性的环节,才导致非专业性的推论会大行其道。比如,根据情感现状,经济状况,个人异常,推论可能存在的案情推动。而对于“人间蒸发”的现实解释,更多趋向“碎尸和藏尸”的可能性。
对于这些基础性的案情分析,可能警方早已想到,只不过在没有确切线索的时候,不易过度声张。这种情况下,“舆论现场”中的破案热情,就被推向明面。因为,对于奇案的存在,就围观群众来讲,除却有弄清真相的好奇心,更为真实的底层逻辑里,其实是担忧类似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
毕竟,一个“大活人”突然失踪,这总让人感到几分惊悚。从失踪者的角度来讲,她才52岁,如果不出现什么意外,应该不至于十多天不联系家人;从外部环境来讲,既然公共区域的监控设备都没有抓取到失踪者的行迹,这就更加让人感到匪夷所思。
于此,“最坏的可能性”就成为舆论探讨的物料。因为,对于女性失踪来讲,具有天然的想象空间。比如“情杀”,“性侵”等。这些可能性的存在,当然也不是舆论刻意杜撰出来的可能性。而是,归拢过往惨案总结出来的可能性。
因为,对于“舆论现场”的探讨,本就是“吃瓜为主”,“关注为辅”。甚至,有些人只是模糊的知道案情,就开始有模有样的进行案情分析。所以,回到“舆论现场”的本质上,“消费的意义”远大于“关注的意义”。因此,也可以得出结论:远处的生死未卜,确实是不相通的。
当然,“舆论现场”之所以能被真实的看到。就在于社交媒体时代,可以将过去分隔在各处的小舆论场,有机的整合在一个时空中。并且,让关注本身不再受时空的限制。因为,过去要是发生这样的事情,可能根本不会传到太远的地方。
所以,根本性的变化,并不是人们的猎奇意识在升级,而是传播的通道被全面打开。所以,八卦不再是小范围内的八卦,猎奇不再是小范围内的猎奇。只要认知层面能抵达的地方,万物皆可云。于此,后真相时代就真的到来了。因为,比起真相的直接,人们更热衷追究真相的过程。
只是,这个过程中,因为信息的不对等,认知的差异性,往往会让事实变得面目全非。所以,有时候“舆论现场”更像是杂音的现场,争论到最后,早已失掉争论的样子和争论的目的。因为,对于当事者的感受,往往是被忽略的。甚至,就算真相摆在面前,依然有人不认可。
安德烈·布勒东说,想象是趋向于变成现实的事物。这其实是反向解构舆论的力量,因为就以“杭州女子失踪”事件来讲,发生的时间越长,想象力的准确性越大。这种逻辑,从失踪女子丈夫的报警节点也能看得出来。7月5日5:30左右,当事男子发现妻子失踪,7月6日19:00时选择报警。
也就是事发一天半后,感觉事情不妙才去报警。因为,对于正常人来讲,不可能找不到人就去报警,这里面存在熟人范围内寻找的过程。所以,有人质疑失踪女子丈夫报警的时间节点,多半是并没有考虑到常态的可能性。当然,这种质疑也是可以存在的。
因为,在一切还没有定论之前,任何可能性都是存在的。只是,当“舆论现场”过早的立起案板,准备审判失踪女子的丈夫时,总让人觉得有些不那么妥当。因为,当警方还没有实质性进展时,公开的指控失踪女子的丈夫,很容易形成“误伤”,这在过去也是常有的事儿。所以,不妨等一等警方的行动再说。毕竟,整个事件中,失踪女子的家属“最揪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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