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即将于11月举行，最终获胜者基本锁定在美国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和民主党候选人拜登之间。如果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当选，中美关系和国际格局可能会出现重大转变。
美国大选的结果现在仍难以预知。但拜登支持率相比疫情前确实在增高，当选的概率也在增大。根据皮尤研究中心6月30日出台的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民调，拜登在民调总评测试中领先特朗普10%。
拜登有关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的表态可能为中美关系改善和新冠疫情防治等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合作带来机遇，但在中美大国竞争的背景下，拜登重建美国同盟体系和加强其世界领导地位的努力，对中国来说可能也意味着风险和挑战。
一、 拜登外交政策的核心思想和关键方向
美国《外交事务》杂志2020年3/4月份刊发了一篇拜登的文章，在标题中把美国外交政策目标图景的关键词设定为“再次领导”。拜登声称，对比特朗普，他将更善于与国际组织和盟友互动、参与国际事务，以夺回美国的领导地位。拜登承诺他会更有力地维护自由主义和打击自由主义的对手，更有力地解决新冠病毒蔓延、数据隐私保护和气候变化等国际问题。
拜登的外交政策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美国将再次领导”。拜登团队试图让选民相信，拜登的行事方式和特朗普不同，他将遵循一套更接近原建制派精英支持者偏好的外交政策原则来处理美国与世界的关系，包括中美关系。这套原则试图让人相信，美国在世界范围内传播自由主义会加强其自身领导力，树立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
美国领导人有道德义务按这套意识形态准则行动，尽管对自由国际主义原则的背离经常以遵守这套原则的名义发生，呈现出自由霸权主义的面貌，例如美国对于伊拉克和利比亚内政的干涉。
相比排斥和攻击国际组织，自由霸权主义的意识形态要求美国成为国际组织中的领导者并且掌握设计国际组织议程的能力，并强调区分“我们”和“他者”。“我们”要扩展自身的理念，甚至通过对外干涉实现美国对国际秩序的规划，进而成为“领导者”。
而这种干涉行动，意味着美国一方面要更多地考虑美国盟友的需求和要求，而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压缩被标定为“他者”的国家和国际关系行为体的活动空间。除非“他者”在部分议题上认同美国的“领导”和“价值观”，或者双方拥有共同的“敌人”和“威胁”，双方之间的合作和让步才能被合法和合理地设想。
拜登在外交议程设置上与特朗普差异很大。在其竞选网站中，拜登花费了非常多的篇幅来描述他对于新冠疫情和气候变化问题的看法和政策蓝图，承诺如果他当选，像气候变化和环境这些议题将获得更多关注。
这些议题有化石燃料造成的污染、拜登支持清洁能源科技商业与国际投资项目的保证等。拜登在竞选宣言和有关外交政策的文章中，批评特朗普“在维护基本的民主原则上”是“失败和不可靠的”；他要“修复特朗普总统造成的破坏”，采取“完全不同于今日的外交政策路线”。
作为一位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强调要和美国的“民主”盟友加强关系，并持续攻击特朗普和俄罗斯。拜登还将批评的重点对准特朗普的“退出”战略——特朗普退出世界卫生组织，推翻了之前签署的巴黎气候协定和伊朗核协议。
拜登承诺，如果当选，自己会努力使美国重新加入这些协议或国际组织，认为美国应该积极发挥其在国际组织和多边协议中的领导地位。
拜登声称他要更新民主和强化美国与其他“民主”国家的联盟；如他当选，他会在任期第一年迅速召开一个被美国认可的民主国家参与的全球峰会，重建美国领导力加强联盟合作以应对全球范围内的挑战。
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已经深陷拜登所说的“党争、腐败和极端不平等”之中，人们对美式民主的信心正在下降。对此，拜登强调他将更重视自由主义和西式民主，会让它们在美国外交政策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和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中美关系改善的机遇
如拜登当选，中美关系仍会面临许多风险和挑战，但这不意味着中美没有合作的可能或者中美关系没有改善的机会。拜登并不是一个一贯仇华反华的总统候选人，中美也有合作以应对共同挑战的需要。
如果美国能认识到中国是潜在的合作伙伴，不把中国视作敌人，那中美关系就有改善的可能性。在贸易和环保谈判难以短时间内见到成果的情况下，有关新冠疫情防治的中美合作倡议可以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开一个好头。
在贸易和环境问题上，中国如果想要和美国达成进一步合作，让美国认识到双方之间的伙伴关系为何举足轻重，可能要做好长期拉锯和艰难谈判的准备。
一种最好的情况是，如果全球经济能迅速恢复，而中美发现在开发新能源和新技术推广上双方有共同的产业和经济利益的话，中国的产业发展会与美国的经济复兴能形成一种互补关系。
在此情况下，中美有可能依照拜登过去所展露出来的外交习惯，达成类似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和伊朗核协议式那样的互换协议，通过在环境、新能源产业和新技术生产方式推广上的协作，为中美关系注入新的动力。
但不论是签订这样一种协议还是通过新能源和新技术产业布局发掘世界经济的增长潜力，都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达成的事情。
一个重要机遇是，中美可以尝试着把应对新冠疫情冲击的医疗和经济合作作为中美双边关系改善的突破口。谋求改善关系需先经济恢复，经济恢复需先防治新冠。
全球经济要恢复得足够好，中美才能拥有进一步进行经济合作以谋求改善双方政治关系的政治条件。在新冠疫情威胁人类生命安全和阻碍全球经济复苏的紧急势态下，中美之间审慎和互相尊重的协调和合作对于双方维护自身和世界的利益均属必要。
美国各界也有一股不弱的力量，支持中美在新冠疫情防治和全球经济复苏问题上进行合作。由前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和知名政治和国际关系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牵头，101名美国战略界知名人士，包括苏珊-赖斯、陆克文、罗伯特-沃克、洪博培、约瑟夫-奈和斯蒂芬-克拉斯纳，在一封有关中美医疗合作倡议的公开信上签名，其中不乏一些原来对中美合作前景持相对怀疑态度的美国政客和学者。
拜登对于防治新冠病毒传染病态度积极，并倡议成立国家间合作全球卫生应急委员会( Global Health Emergency Board )。这对于中美关系改善有不一般的意义。
特朗普意图让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而拜登则认为美国应该留在世卫组织之中。他表示“在我总统（任期）的第一天，我将重新加入世界卫生组织”。拜登及其团队“呼吁立即成立一个全球卫生应急委员会...召集美国、我们的七国集团伙伴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支持世界卫生组织，以确保在全球范围内采取协调一致的卫生和经济对策”。
在世界卫生组织的领导和指导下，这个意味着国际合作的卫生委员会如果能顺利成立并且广泛吸收作为参与者的相关国家和利益相关方，比如中国、俄罗斯和所有正在遭受病毒威胁的发展中国家，那无疑能为中美的理性合作和沟通理解提供一个新的机会，在中美之间建立一个珍贵的交流和互动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