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纯子 肖望 编辑 | 杨布丁
来源|棱镜（ID:lengjing_qqfinance）
按照央行“力争在2020年上半年基本完成网贷领域存量风险化解”的定调，网贷行业清盘已经进入最后倒计时，这个从无到有仅仅十多年的行业，将很快成为历史。
《棱镜》近期对话了多名网贷行业中高层从业者、地方监管机构人士、投资人、律师等行业参与方，试图还原网贷行业这两年的梦碎之路以及清退进展。
他们的思考、遗憾或解脱，亦是行业消亡的注脚。
是为上篇。
“基于国家政策及行业趋势原因，微贷网经审慎研究决定，将于2020年6月30日前退出网贷行业，不再经营网贷信息中介业务。”
这是杭州最大的P2P平台、“车贷第一股”微贷网5月底在其公众号上发出的最后一条推送。1个月后，该平台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杭州市公安局立案侦查，令外界哗然。
事实上，按照央行此前“力争在2020年上半年基本完成网贷领域存量风险化解”的定调，网贷行业“清盘”的大限已至。
然而，进场容易出清难。曾经几千块就可以买一个网贷系统做业务的低门槛，让这个行业一度涌进7000余家平台，犹如一个巨大的黑洞，吞噬了上百万名投资人的上千亿资金。如今，真正良性退出的平台仅占2%，更多的平台则深陷爆雷被立案、坏账缠身的泥淖，对于投资人而言，拿回本金已成为一种奢望。
从“三降”到彻底“清盘”
早在2017年6月，网贷行业的暂停键就被监管层按下了。
彼时，央行等十七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清理整顿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省领导小组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整治期间辖内互联网金融从业机构数量及业务规模双降。
一家深度参与过网贷清退的北京头部P2P平台前中层人士告诉《棱镜》，2018年上半年，北京市下发一份关于“三降”（即出借人人数、业务规模、借款人人数下降）的文件，以文件下发的时间为节点，要求平台业务在该时点的规模上下降。
但彼时行业还存在着备案的希望，中间一度流传着备案的标准之一是注册门槛必须达到5亿元，导致一些小平台在此期间盲目增资，规模不降反增。
真正启动“清除键”是在2019年下半年。
上述人士告诉《棱镜》，当时北京地方金融监管部门挨个约谈了所有网贷平台，主题只有一个，要求大家主动清退。
陈实所在的平台就是被约谈的对象之一。作为CEO兼创始人的他对《棱镜》表示，监管要求平台递交清退报告，完成审计，与所有投资人都解约了，才能注销公司。但清退报告要做到什么程度，没有统一的标准，也没有前车之鉴，“还得走一步看一步”。
“现在我们和投资人就是在法律的框架下处理问题。”陈实说，投资人投的标的是什么，我们是怎么催收的，大家各自有什么权利和义务，都说得很清楚。他告诉《棱镜》，今年的催收环境比去年要好一些，预计平台的投资人最终能回款70%左右。
同样亲历了与监管沟通清退全过程的林杨告诉《棱镜》，监管原本定了6月30日这一最后清退期限，所以很多省份在此之前宣布取缔辖区内全部网贷平台。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清退方式各不一样，平台可以和地方监管部门沟通协商，比如他所在的网贷平台，由于一直严格按照监管要求作为信息中介平台，不存在挤兑，因此他们会跟监管签一个承诺书，保证不会发新标，再慢慢消化余额。
“假设你平台还有20亿待偿余额，不可能半年马上就能清零，毕竟很多借贷项目的周期长达一年以上，提前还款也不符合契约精神。”林杨称。
据《棱镜》不完全统计，截至2020年6月底，已经有湖南、山东、重庆、河南等16个省份宣布取缔辖内所有网贷机构，但北京、广东、上海、浙江等P2P密集区域尚未完成取缔。
今年4月24日，互金整治领导小组和网贷整治领导小组联合召开电话会议披露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3月31日，全国实际在运营的网贷机构还有139家，比2019年初下降86%；借贷余额下降75%；出借人数下降80%；借款人数下降62%。机构数量、借贷规模及参与人数连续21个月下降。整治工作开展以来，累计已有近5000家机构退出。
“清盘”方式各有不同
43岁的李茂是一名保险公司的中层，同时也是一名高级理财规划师，从2015年开始，他陆陆续续在北京一家中型网贷平台投资了405万元，2018年6月，在行业的爆雷潮中，该平台一纸逾期公告，将他的侥幸心理击得粉碎。
两年之后的今天，他已经对收回这405万已经不抱希望。“顺其自然吧，实在没精力折腾了。”他告诉《棱镜》，至今为止平台没有任何进展，他已经不相信平台还能回款。在他看来，所谓清退应该要有退出机制，这种一毛钱都回不来的，“那叫死账”。
人民日报海外版今年7月份援引数据称，截至2019年11月初，能明确查到完成兑付后真正良性退出平台有180家，仅占全部停业、转型及问题平台数量的2%。
良性退出无疑是网贷平台“清盘”的最理想的方式。与良性退出相对立的，则是爆雷。对于已经爆雷立案的平台而言，追缴债权资金和平台挪用的资金，按比例返还给投资人，成为它们最终“清盘”的唯一方式。
对于剩下的139家实际在运营网贷平台而言，如何保证能顺利“清盘”，成为如今摆在各方面前的一大挑战。
微贷网此前的债转方案是典型清退方式之一：用户将其在微贷网的标的债权先转让给一家AMC（持牌资产管理公司）认可的第三方公司，第三方公司将债权进行打包整合转让给AMC公司，并由AMC公司提供资产管理服务，后续将由第三方公司给出借人进行本金及利息的回款，由微贷网对出借人回款的本金和利息做担保。
不过，如同银行向AMC公司折价转让不良资产一样，网贷平台的债转也会折价，意味着投资人也将承受折价的损失。近期有投资人在论坛上晒出某网贷平台的折价转让界面。显示按照散标到期时间、底层资产逾期金额、代偿金额、未来回款金额等因素，量身定制专属折扣，该投资人的总资产折扣为72.38%，净本金转让折扣为97.17%。
除了将债权转让给AMC公司处置这一方案之外，对于资产是小额分散的个人消费贷款，且有一定风控能力的网贷平台而言，用对接机构资金（如银行）来慢慢替代个人投资者的资金，从而实现向助贷转型，成为不少平台“清盘”的路径。
林杨所在的平台就是采取的这一模式，他告诉《棱镜》，由于资产质量较好，不少银行排队来和他们合作，“我们现在都快成为甲方了。”
不过他也坦言，这种模式需要平台的资产质量相对较好，另外还得有些规模，如果只是小打小闹，银行的服务还覆盖不了他们的成本，合作就很难达成。
事实上，机构资金的成本还低于个人资金的综合成本，但林杨向《棱镜》解释称，个人资金相对会更加灵活一些，从平台的角度而言，自主性会更大。如果将来全部换成机构资金的话，“基本上整条命都交给了合作机构。”
在前述4月24日电话会议上，互金整治领导小组和网贷整治领导小组相关负责人提到，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给整治工作带来新的挑战，后续工作时间紧、任务重、难度大。例如剩余在营机构“三降”工作进展缓慢，后续处置困难很大；全国已经停业的网贷机构存量风险仍处高位。“退而不清”“退而难清”问题突出，风险化解可能需要较长时间等等。
地方监管的难点
常江是江浙一带某市金融办工作人员，在网贷兴起到清退的数年间，他长期在一线负责相关的风险摸底排查和防控工作。江浙地区居民富庶，对新生事物接受能力也高，曾是投资理财平台扎堆的地方。但随着互联网金融风险不断暴露，也让地方金融管理部门的神经长期处于紧绷状态。
2015年之时，各类打着网贷旗号的投资理财机构遍地开花，常江所在的地区摸排出相关注册公司就有近百家。他告诉《棱镜》，这些机构的典型特点是，在市区临街地段开设理财门店，承租高档写字楼里的办公场所，有的理财门店紧邻银行网点。一家取名“财行”的平台，甚至山寨了类似银行的标识。
随着互联网金融风险整治的深入，风险也变得更加隐蔽。常江指出，例如许多机构开始以信息咨询类公司注册展业，地方金融管理部门的技术监测手段相对有限，发现风险相对滞后，往往是群众受损后才知道。
随着网贷监管压实属地责任，地方金融管理部门联合多部门共同压降网贷平台规模。常江介绍，该地主要参与清退的网贷平台中，有自融用于平台运行，也有将吸收来的资金投向新三板股权、问题房产，投资失利、资产短时难以变现导致兑付困难，也有发假标、自融，就是明摆着诈骗。由于当地金融管理部门较早介入互联网金融风险整治，一些网贷平台分公司被关停。虽然投资人也有遭受部分损失，但整体追偿比例较高。自2018年后，该地非法集资案件数、受害人数以及受损金额不断下降。
的确，对于此轮网贷整治而言，地方监管机构承担了第一责任人的职责。早在2016年4月，国务院下发《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就明确了地方金融办（局）的牵头整治责任。
以网贷清退信息较为公开透明的深圳为例，据《棱镜》统计，仅6月份深圳公安局就在其官网公布了“钱罐子”、“多赢普惠”、“微品金融”等数10家平台的情况通报，包括对平台犯罪嫌疑人依法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敦促各借款方及时履行还款义务，尽快归还欠款至“XX专案待收款专户”等等。
在其近期发布的《深圳经侦关于P2P网贷平台清退相关问题的告示》还提到，公告清退是当前国内P2P网贷平台处置化解风险、保障出借人权益的现实较佳方式。
回顾对网贷平台的风险整顿历程，常江认为，要落实金融活动必须持牌的要求；对于金融类应用、APP应用商店、网络平台都应加强审核，做好准入管理；此外，地方金融管理部门缺少有效的发现金融违法活动的途径，而银行账户、第三方支付账户更容易发现犯罪线索，要压实银行及第三方支付公司的责任，做好风险摸排。
“网贷清退工作基本完成，但我们还不能放松。一些投资行为转移到电商平台，通过消费返利模式潜行。”常江对《棱镜》表示。
等待上岸的投资人
网贷行业从无到有再到消亡的数十年，也是投资者教育的十年。这期间，上百万名投资人经历了投资-踩雷-维权-等待回款的心路历程。
《棱镜》此前曾对话过数十名“踩雷”的大额投资人，他们中很大部分投资网贷在百万元以上，对于网贷投资有着他们自认为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多年亲身实践，各自都有一套挑选平台的标准。他们投资网贷，是为了给过去数年手中快速增长的财富，寻求一种保值增值的方式，至少能“跑赢CPI”。
在他们眼中，买房门槛越来越高，银行理财收益太低，股市风险太高，网贷成了一种折中的最佳渠道。但无一例外，他们都踩雷了。
与李茂同为金融行业“老炮儿”却踩雷网贷的还有张明，他是某金融机构的一名中层管理人员，也是私人银行客户，他自认为投资风险偏好为保守型，多年来只买银行理财产品和沪深指数型基金，几乎不碰个股。但随着银行理财收益不断下行，考虑到通货膨胀压力，张明希望找到收益介于银行理财与股市之间的投资品。适逢P2P投资兴起，单位许多年轻员工都在买P2P产品，在大家的带动下，张明自2016年开始投资网贷。
多年的金融从业经历让张明相信，自己在获取消息方面会领先一步。一旦平台有任何风吹草动，自己可能会比其他人先撤退。直到2019年踩雷网信理财。
据多家媒体报道，网信理财通过有关联关系的先锋支付，挪用资金近15亿元。而先锋系的诸多平台盘根错节，资金去向无从得知。“这不是信贷业务中的信用风险问题，更多是欺诈。”张明表示。
目前，张明投资的几十万仍在打水漂，看不到任何回款的迹象。
相比起来，“985”大学毕业生小莫还算幸运。2014年刚毕业不久的他，为了帮身边的朋友完成业绩，在“e租宝”投入了1万元，接近他两个月的工资。一年之后，“e租宝”爆雷，成为网贷行业发展的一大转折点。
6年之后，今年1月16日，小莫终于收到了“e租宝”的回款3514元。虽然对这一返还比例并不满意，但小莫坦言，其实他对回款多少已经没抱太多期望，“主要是要有个结果，好过不了了之。”
中国银行法学研究会理事肖飒因为工作关系接触了大量投资人，据她的观察，现在的网贷投资人经过几年的心理建设，诉求已经慢慢降低，大多认可放弃利息，甚至可以接受本金打7-8折。
她对《棱镜》表示，后期维权是一场持久战，以现在的刑事政策看，平台实控人和高管被立案后，一般会给1-2年时间处理资产，但若执行资产不利，最终还是会被收押。集资参与人在其中大部分时间只能“等待”，当然，也可以提供财产线索等。
林杨是为数不多投资网贷全身而退且获得丰厚回报的人。他告诉《棱镜》，由于职业的关系，他接触了很多不同的平台，从2016年起他陆续投资了7家平台，平均收益率在15%左右，跟银行理财、余额宝等比，收益可谓相当可观。他共计投资了100多万元，利息收益在40万元左右。即便经历了2018年爆雷潮，他所投资的平台也都没有被波及。
他总结自己能够“全身而退”，跟选取平台的策略有关系。一是要通过合规靠谱的渠道了解平台背景，像有真实上市公司、国资背景的平台，相对是比较安全、靠谱的，最起码能避免道德风险；二是要了解平台高管背景，看是否有强大的金融背景。
而前述电话会议提到，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总结互联网金融和网贷风险整治经验教训，全面贯彻落实“金融业务一定要持牌经营”的总体要求，持续聚焦于金融领域的“无照驾驶”问题。
毕竟，这是网贷行业花了数十年的时间证明而来的。
（文中陈实、林杨、李茂、常江、张明、小莫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