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徐国琦
翻译：尤卫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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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与美国人：一部共有的历史》（理想国丨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利用丰富的档案材料，将焦点集中在民间、个人以及非政府机构之间的互相交往和积极互动上，梳理了蒲安臣、留美幼童、戈鲲化、古德诺、杜威、国际体育等六个领域的丰富历史轨迹，向读者展示，无论中美两国的官方外交关系如何变幻不定，民间和文化层次的交往自有其自身发展的特质和运行规律，并且始终保持高度的活跃机制。“共有的历史”注重文化层面和非政府之间的关系，关注中美两国共享的价值观和目标，而不是简单地只注重政府和军队。从这种角度，我们可以解读出一种全新的中美关系史，并可能找到一种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新范式。
[蒲安臣条约]是建立在公正、启蒙和进步的广泛利益之上的条约，所以它必定经得住考验。它搭建起太平洋上的桥梁，它推倒鞑靼人的高墙，它为古老的民族注入了新鲜血液和青春活力。
[中国]不是带着威胁的口吻而来，她是带着两千三百年前的儒家古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来。你们难道不该用基督教更为积极的教义“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来回应吗？她带着你们自己的国际法而来，她告诉你们她愿意按照这一法律加入你们……她要求，一句话，就是在这种正是她最驾轻就熟的文明状态中，让她自由地伸展自己。
在中国人和美国人的共有历史中，交织着相互间相去甚远的期望和出人意外的挫折，而这种最令人难以捉摸的关系，可能就集中体现在蒲安臣（1820—1870）身上。亚伯拉罕·林肯曾任命蒲安臣为奥地利公使，但他却成为第一任美国驻北京公使。正当蒲安臣在1867年准备结束在北京的任期返回美国之际，他受清廷重托，率领中国第一个外交使团于1868年出使西方，并最终代表中国同美国签订了第一个平等条约。后来他又代表中国同沙皇俄国进行外交交涉，在远访俄国时于圣彼得堡去世。蒲安臣是中国皇帝的使节，却从来没见过皇帝；对于特意让他递交给外国政府的中文国书，他一个字也不认识，因为他既不会说中文，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也知之甚少。
一百多年前，正当门户开放刚刚开始的时候，有位美国时事评论员从跨文明的角度提出：“如果蒲安臣的名字都不能永远与世界文明划时代的重整联系在一起，那几乎没有人能够流芳百世。”然而一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仍然在等待着对蒲安臣的人生及其贡献的切实研究的出现。绝大多数中国人和美国人从来没有听说过蒲安臣，原因大概如同历史学家卫斐列（Frederick W. Williams）在1912年所指出的，蒲安臣“在世的时候就没有被同时代的人认真对待”，并且“在他过早离世之后，由于美国人突然兴起的对于华人移民的恐惧同他签订的条约有关，又使他名誉扫地，演说家们便在各个场合将脏水全都泼在他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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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叶中国和美国都挣扎于关乎生死存亡的政治危机之中。自1840年代的鸦片战争开始，外国势力的入侵和加诸中国的重重经济压力，随着1860年英法联军开进紫禁城，将圆明园抢劫一空并付之一炬而达到顶点。然而，对王朝的致命威胁则来自内部。中国长期以来备受农民起义和造反的煎熬，在西部地区平定回民叛乱掏空了国库，而1850年代的太平天国运动则是革命性的大暴动。太平天国的领袖们从传教士宣扬的教义和《旧约圣经》中得到启示，要用基督教致福千年的太平盛世取代儒家文化。满族统治者曾经傲气凌人，势强力盛，如今看上去却已疲惫不堪，腐败透顶，无力镇压起义及捍卫自己的朝廷。而在地球的那一边，在蒲安臣的家乡，1861年开始的美国内战，是最为血腥、也许是美国人所打的最具破坏力的战争。1864年，同治中兴时的满汉联合最终打败了太平天国，并随之在外交政策方面做出改革，与此同时，林肯的军队也开始走向内战胜利。中国人把来自内部的麻烦和来自外部的威胁并称为“内忧外患”，美国人在同一时间也面临自己的“内忧外患”，因为在美国人南北对峙互相厮杀的时候，大不列颠则在外交上甚至军事上支持着反抗林肯政府的南方。
就在这两个国家都处于重建和变革之时，蒲安臣来到世上。1820年11月14日，在纽约中南部一个叫做新柏林的小城里，蒲安臣出生于一个贫穷但是极其虔诚的基督教家庭。他很小就随父母搬到俄亥俄州，后来又移居密歇根州，当时这两个州都是边疆拓荒之地。根据他一位幼年朋友的回忆，“安臣小时候是个英俊少年，乐天又可爱，长大之后也同样热诚、充满活力和富于献身精神”。在很大程度上，他在道德上的高标准和政治上的理想主义，都是他在美国边疆生活的时候培养出来的。他既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也是一个有追求的人，他通过努力考上了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在马萨诸塞州开办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也是在这里，他同来自坎布里奇望族的简·利弗莫尔（Jane Livermore）结婚，这场婚姻为他成功的政治生涯又助了一臂之力。1850年代，蒲安臣曾三次担任国会议员，作为北方人和进步的政治家，他是坚决反对蓄奴制度的“自由土地运动”组织成员。1856年，因强烈谴责在参议院殴打麻省参议员查尔斯·萨姆纳（Charles Sumner）的南卡罗来纳州议员普雷斯顿·布鲁克斯（Preston Brooks），迫使布鲁克斯向他提出决斗挑战，蒲安臣随即引起了全美关注。蒲安臣在他的著名演说“保卫马萨诸塞”中，义正词严地谴责布鲁克斯的野蛮袭击行为：“我以马萨诸塞主权的名义予以谴责，因为它因杖击而受损。我以人道的名义予以谴责。我以公平正义的名义予以谴责，因为即使恶霸和为钱而战的人也要尊重公平的游戏规则。”蒲安臣接受了布鲁克斯的决斗挑战，但是他的条件吓跑了布鲁克斯—决斗要在加拿大一边的尼亚加拉瀑布那里用来复枪进行。这一事件使蒲安臣成为英雄，一跃成为政界的明星。
在蒲安臣的政治生涯中，他要“捍卫”的主要原则思想是主权、正义和人道主义。甚至当他还年轻的时候，其书信和演讲中就满是“良心”、“人类”、“道义”和“文明”这些词语。有一个广泛流传的故事很可能是真实的，刻画出了他这种政治态度。1849年，蒲安臣在伦敦有机会造访议院，当他无意中在专门为贵族保留的座位区舒服地坐下后，被要求离开。一位殷勤的贵族则表示他可以留下，为他辩护说他在自己的国家可能也是一位贵族。“我在我自己的国家当家做主，先生，”蒲安臣在离开的时候回答道，“如果我把自己同贵族联系在一起，会失去我的主宰地位！”不管是否属实，这个故事也折射出蒲安臣对于在1850年代访问美国的匈牙利革命者拉约什·科苏特（Louis Kossuth）的态度。科苏特的浪漫故事，以及他对奥地利和俄罗斯帝国不懈的抗争，深深打动了美国人，因为他们都以支持拉丁美洲从西班牙手中获得自由为骄傲。当科苏特为呼吁人们支持意大利独立到访马萨诸塞州并作演讲时，专门为他举办的招待会的主席就是蒲安臣。
在1860年的总统竞选活动中，蒲安臣由于花太多的时间离开麻省为林肯的竞选委员会工作，失去了众议院的议员席位。作为对他的回馈，林肯任命蒲安臣为“驻奥地利特命全权公使”。这个任命实在算不得什么，正如国务卿威廉·亨利·西华德（William Henry Seward）所承认的，“我们是商人”，西华德写道，而在维也纳并没有什么商务可做，代表们“没过多久就得出结论，他们在那里无事可做，亦无甚可学”。此外，当蒲安臣还在前往维也纳的赴任途中，奥地利政府就已宣布蒲安臣为不受欢迎的人，因为他支持科苏特和萨丁人的独立。慰藉的奖赏再一次来临。1861年6月17日，西华德书面通知蒲安臣，他被改派为驻华公使。
1861年，中国国内的动荡丝毫不比美国逊色，这一年对于中美两国的对外关系来说都是关键性的一年。历史学家毕乃德（Knight Biggerstaff）指出，直到那时，“还没有哪个有影响的中国人认识到有必要适应西方世界，已经做出的些许让步被认为是暂时的转圜之计，一旦中国变得强大便会翻转过来”。1860年，中国在英法联军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打败，圆明园被付之一炬，中国这才终于设立了一个外交机构—总理衙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但起初这只是一个临时机构，并没有法定地位，因为这里的官员都是来自其他部门。到1861年，中国才第一次允许外国使节常驻北京。在蒲安臣出使中国并在北京设立公使馆之前，美国派往中国的使节是在葡萄牙的领地澳门停留，驻扎在代办和秘书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租用的房子里。这种偶然使得蒲安臣成为第一位常驻北京的美国公使。1861年10月24日，蒲安臣自巴黎抵达香港。
19世纪末美国驻华使馆（哈佛大学图书馆）
然而，由于缺乏冬季交通工具，加上危险的军事情势，蒲安臣又用了六个月的时间才到达北京。他最终于1862年7月20日到达都城，准备居住下来，履行自己的外交职责。
蒲安臣来北京的时机简直不能再糟了。首先，蒲安臣压根儿就没想到他会成为林肯在中国的首席外交官。他对中国并不了解，此前也没有对这个国家表现出任何兴趣。不过，他在给西华德复信接受任命时写道：“尽管我并不那么自信地接受我的新任命，但还是非常愉快，因为这是一片新天地，并且我还年轻。”当时蒲安臣41岁。其次，那时中国和美国对于对方都不重要，甚至彼此都不感兴趣。清朝没有对外政策，1870年代之前甚至还拒绝派遣驻外使节。蒲安臣来的时候，中国对于美国没有表现出任何外交兴趣，美国人对中国也不大关心。美国使团的预算少得可怜：1862年的支出总数，不包括薪水，只有399.90美元，与之相比，英国政府批准的其驻华使团的预算则为5750英镑。鉴于资金稀少，人员有限，蒲安臣将1862年的美国驻华使团比做“一艘没有水手的船”。
美国同样没有一套像样的或独立的对华政策。在蒲安臣来华之前，国务院通常要求其在中国的外交官 “在同美国在华的和平政策不矛盾，在同门户开放和利益均沾政策不矛盾的情况下，要和其他列强在所有方面通力合作”。随着美国内战的深入，华盛顿没有多大可能为中国事务分心，在任何情况下中国都可能被排在所有议事日程的最后，国务卿西华德因此也无法为蒲安臣作出多少具体指示。“您无需受制于[我们]任何武断的指令，尤其是考虑到中国人和政府特有的品性和习惯”，西华德在给蒲安臣的训令中这样开头。在“不同的情况下”，他微妙地继续说道，亦即，假如清王朝不会被造成两千万人伤亡的太平天国运动击垮，假如美国政府能够在自己迫在眉睫的内战中抽出一两艘战船，美国总统肯定会指示蒲安臣不要去扰乱清政府的自信心，哪怕这样做是为了保护美国公民的财产和利益。但是，西华德悲叹道：“远在这里我们怎么能了解［大清］帝国政府有什么能力，甚至有什么措施，来进一步扩大他们已经保证过的对外国人的保护呢？”美国缺乏力量，却不得不尽量摆出一副威武的面孔，因此他总结道：
然而，我认为，你的职责是按照我们同友好国家交往的一贯精神来行事，特别是不为那些反对帝国政府的暴动和叛乱提供任何帮助、鼓励或支持……大英帝国和法国不仅在中国有外交代表，而且背后有支持他们的陆海军力量。然而，遗憾的是，你却没有。根据我的理解，我国在华利益和上述两国完全一致。没有理由怀疑英国、法国公使的行为不是为了更好地增进所有西方国家的利益。所以，兹训令你和他们协商合作……除非在特殊情况下有极其充分的理由不和他们保持一致。
再回头想想，这些诸多的不利因素—准备不足、两个国家彼此无甚兴趣、相互间缺乏既定的具体外交政策—最后在某种程度上给了蒲安臣更多转圜的余地。他与外交事务唯一有意义的关联是他曾身为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委员，而这种经验缺乏反而使他能够采用一种开放性的措施解决面临的问题。由于美国还是一个国力虚弱的国家，没有既定的利益政策，在中国也没有主要竞争对手，蒲安臣得以同其他国家的外交官从头建立友好关系。而他也同样可以同清政府寻求有效合作，因为清政府针对美国也没有什么既定政策。
蒲安臣的个人性格魅力是他最大的优势。作为一名众议院议员，他以“才华横溢但不做事、富于幽默感但不够聪明、浅薄但又雄辩滔滔的演说家”而为人所知。有人暗示说他不喜欢勤奋工作，但是如果他的积极性发挥出来，他做起事情就会精力旺盛、充满智慧并大胆无畏。
作为一个有磁铁般吸引力、能说会道又热情洋溢的雄辩家，蒲安臣在这个与世隔绝的无聊地方吸引着其他外交官向他靠拢。蒲安臣在北京的同行当中非常受欢迎，以至于他的妻子简在蒲安臣决定于1867年下半年辞去职务时写道：“安臣走后，我不知道这里的人该怎么办。一些不合作的家伙开始进入这个一度平静的圈子，大家都跑到安臣这里解决所有争执。他被称为‘和事佬’，从早到晚与人讲个不停，不是跟甲方谈，就是跟乙方谈。”被20世纪早期的美国驻华公使田贝（Charles Denby）称为“美国在华最举足轻重之人”的丁韪良（W. A. P. Martin） ，当时是北京同文馆教习，他与蒲安臣很熟，有时候为蒲安臣做翻译。根据丁韪良所言，蒲安臣通常带着“欢快的表情”，“中等身材，很结实，他的粗眉毛显示着聪明的印记，一串串幽默从嘴中蹦出，蒲安臣先生无论从哪方面都深得人心，令人难忘”。另一个蒲安臣身边的助手、公使馆秘书卫三畏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蒲先生是一位心地极为善良的人，他和蔼可亲，受到周围所有人的喜爱”。
1864年冬，蒲安臣斟酌是否要辞去中国的职位，回美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本身就是有经验的外交官，并且最有资格评论蒲安臣的卫三畏在写给他兄弟的信中说：
他是世上最热心的人之一，对家乡形势也感到振奋，确信这场令人悲哀的战争将会从我们的制度中彻底铲除蓄奴制，并且会将北方和南方空前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他在这里对中国人有相当的影响力，对其他外交使节的影响更大。因此我们愈发希望他留在这里的时间，能比他的任何前任都长。然而不管林肯能否连任，他都特别想回家，去亲眼观察那里的形势发展。
然而，蒲安臣取得的成就是实实在在的，并非只是他迷人的魅力带给人们的错觉。首先，尽管美国公开宣布合作和“门户开放”政策是其在中国的出发点，但是在蒲安臣到来之前，还没有哪个美国外交官在执行这一政策时取得实际效果。卫三畏的儿子卫斐列后来将蒲安臣称为“门户开放原则之父”，年轻时曾在白宫当过林肯秘书的美国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则于1898年正式将门户开放定为美国的国策。年轻一辈的卫斐列后来继承父亲的事业在耶鲁大学教授汉学，根据他的看法，“蒲安臣真正重要之处并不在于他这个人本身或是他的尽心竭力，而是在于他将一个想法（合作政策）付诸实践—他将这个想法变成他驻节海外的指导原则”。
有些时候，模糊不清甚至令人误解的政策倒可能促成各方合作，竞争的各方也许更容易支持他们所曲解的政策。“合作政策”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我们都已看到，按照国务卿西华德的理解，在美国国力尚未成熟之时，这一政策只不过是其国力成长过程中的权宜之计。而对于蒲安臣来说，“合作政策”意味着大英帝国、美国、法国、俄国和中国之间的协商合作，保证争端的和平解决和中国的逐渐发展。这一政策有两个主要组成部分。它的成功有赖于主要列强之间的合作，特别是在中国有着最广泛利益、并且实力最强的英国的合作。合作政策得以实施，关键是保证得到英国外交官员及在伦敦的英国政府的支持。对蒲安臣来说幸运的是，他刚刚到达中国的时候，这一合作政策确实符合英国和其他列强的利益。毕竟，在经过两次鸦片战争之后，英国已经从中国攫取了最大范围的租借地。因此一旦这一切得到切实保证，它自然会支持清政府维持其现有地位，特别是在清王朝面临国内叛乱之时，合作政策是维护大英帝国利益的最有效政策。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Frederick Bruce）向伦敦的上司罗素爵士报告说：“据我从蒲安臣的言论中得出的判断，他完全赞同两个基本原则，而我认为这两个原则应该是我们考虑问题的指导，也就是说，我们真正的利益存在于对[太平天国]叛乱的镇压和对[清廷]秩序的恢复之中，至于开放口岸以及建立居住地，如果没有领事权，只会在人们中间产生争端，带来误解，最终无益于我们在中国的地位。”
合作政策成功的第二个关键，是中国除了认同之外没有别的选择。结果，蒲安臣成了倡导和推动这一政策实施的最佳人选。蒲安臣同卜鲁斯建立了密切合作的友谊关系。丁韪良注意到，蒲安臣和卜鲁斯“关系格外密切，后者没有哪一天不是在美国公使馆以喝茶和讨论正在发生的事件中度过的。两个人都认为自己在为对方指路”。卜鲁斯是个单身汉，他每天上午11点来到蒲安臣的办公室，一直待到晚上7点，两个人密切交谈。蒲安臣便是利用这一密切关系展开自己的外交手段，如同丁韪良所观察到的，“如同一人饰演两角，他们的感应是共同的，但是在说服力方面，卜鲁斯根本不是蒲安臣的对手”。
蒲安臣取得的最重要的成功，就是说服卜鲁斯同意解散英国阿思本舰队，这是当时中英之间令人头痛的主要纠纷。中国人恳求蒲安臣出面帮助，蒲安臣“做得非常成功，避免了危险局面的发生”。丁韪良甚至认为，“从那一天起，他对中国人的影响极为明显，并且日渐加强，直到他被赋予出使半个世界的使者的荣耀”。确实如此，这一成功表明，通过蒲安臣的身体力行，合作政策行之有效，并且给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就是：蒲安臣对中国很友善，在需要的时候他愿意帮助中国。著名的士大夫学者、被任命进入满人占优势的总理衙门的第一位汉人董恂，甚至专门为蒲安臣赋诗。董恂曾经负责就阿思本舰队一事同英国人谈判，这是一项非常棘手的任命。他在日记中写道，自己花了五个多月的时间同英国人“往复辩论”，却一无所获，沮丧至极。他“奔驰各馆数昼夜”呼吁外国使团的支援，一直到蒲安臣出面才为他解了围。按照中国士大夫的习惯，赠诗是友谊和信任的表示。蒲安臣将要离开中国的时候，董恂写下一首送别诗给他：
持节登轮赴远程，中朝一片颂客卿。
慈心历遍关山道，四海从今说太平。
如果说这首诗还带着拘谨的外交口吻，那么下面这几句诗则直接将蒲安臣作为知交好友来描述了：
春寒犹自别君王，出使依然向远方。
汽笛未鸣肠已断，题诗将罢泪成行。
遥遥黄鹤千万里，片片丹心茉莉芳。
当然，对蒲安臣来说美国人的利益仍然高于一切。1866年，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马克·吐温在夏威夷见到了蒲安臣，后者当时正在短期回美之后的返华途中。马克·吐温亲眼见到蒲安臣对于美国作为一个帝国所怀有的抱负。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蒲安臣先生私下对我说，如果他出使那里（即夏威夷），两个星期内就会让美国国旗在皇宫大殿的屋顶飘扬。而且他是非常认真的。他渴望那些富裕的岛屿。”但是在中国，蒲安臣则表现出和平友善的一面，并且关心中国的福祉。蒲安臣在给西华德的公函中写道：
从中国获取势力范围当然不是我们的政策，在维持条约所赋予的权利之外，我们也无意干涉中国的政治纷争。当这些都受到海盗和土匪（叛乱也是一样）威胁，英国人、法国人和中国人都在寻求维系条约权利的时候，保持中立就是采取淡然处之的态度。这不仅是为了我国公民的利益，也是为了文明的利益。如果将来任何时候英国人或法国人，或者其中的任何一方，要对中国的领土统一造成威胁的话，那么，单凭我们为了法律和秩序一向同他们站在一起这个事实，我们对他们这种政策的反对也会更有分量。触动他们侵占的诱惑实在太大了。
实际上，由于美国国力实在太虚弱，又深为自身的国内事务所困，所以完全取决于蒲安臣来向外国公使以及他的驻在国中国展示美国与他们有关，并且对他们有用。蒲安臣的第二个主要成就在于，他极大推进了美国在华长远利益。
看起来蒲安臣对于同中国人合作似乎比同英国人合作要乐意得多。蒲安臣在1864年6月5日给美国驻华领事们的指示中，要他们既要寻求同西方列强合作，也要寻求同中国人合作。他们应该承认中国人的合法权益，按照条约规定的条款行事。蒲安臣跟他们说：
蒲安臣吸引中国官员的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他的中文名字：蒲安臣。我们不知道这个中文名字是谁给他起的，但是这些汉字传递出一个积极的形象，因为从字面意义上看，就是“安分的臣子”。在当时，中国人很容易因为名字中哪个字有避讳而遇上麻烦。蒲安臣同他的中国主人使用殷勤的、带有保证性口气的语言，这样的姿态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刻板的中国人信任和喜欢他，特别是同英国和法国的领事相比，因为那些人更喜欢使用威胁性的或生硬的、公事公办的口吻。卫三畏在给他兄弟的信中曾私下抱怨道：“蒲先生在很多方面都夸大其辞……在中国，他总是过多地为这个政府[考虑]，在应该推他们一把的时候也不去施加压力。”
蒲安臣本人也积极地将中国人带入美国人的视野，引起他们的注意，就像他在夏威夷对马克·吐温所做的一样。亨利·华兹华斯·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的诗《人生颂》（A Psalm of Life）被译成中文，也因蒲安臣作为信使所起的作用而成为中美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话。蒲安臣认识朗费罗，朗费罗曾任哈佛大学教授，并在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居住，而蒲安臣的岳父也住在坎布里奇。这个英诗汉译的故事背后有一段引人入胜的国际史，其中就有蒲安臣的参与。汉学家威妥玛（Thomas Wade）当时任英国驻北京公使馆秘书，他为了练习中文，将《人生颂》译成汉语。随后，他将自己的译文拿给董恂看，董恂又对威妥玛的译文加以润色，作成七言译诗，并题写在一幅扇面上。蒲安臣于1865年返回美国作短期停留的时候，董恂特意请蒲安臣将这柄扇子带给朗费罗，“一个小小的纪念，以示敬意”。蒲安臣显然成功履行了文化信使的职责。朗费罗被这把写有自己诗句汉译的扇子深深打动，请蒲安臣代他向董恂致谢，转达问候。蒲安臣可从来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感动中国官员的机会。返回北京之后，当他在总理衙门的大臣面前说起朗费罗收到那把扇子是如何喜悦和激动的时候，一定给这些大臣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董恂听到蒲安臣的叙述之后，甚感欣慰，当即为此赋诗一首。多亏了蒲安臣，《人生颂》成为第一首汉译美国诗，也可能是所有美国文学作品中第一篇被译成中文的作品。杰出的中国学者钱钟书也认为，《人生颂》的翻译是中国最早的英诗汉译。
通过参与翻译惠顿（Henry Wheaton）的《万国公法》（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也称《万国律例》），蒲安臣还在将近代国际法介绍到中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863年夏，总理衙门就一件有关天主教传教士的案件同法国人发生争执，陷入困境，一位颇有影响的军机大臣文祥来找蒲安臣，问他有没有被西方国家广泛认可的国际法方面的权威著作以供参考。蒲安臣知道丁韪良已经着手准备翻译一部类似的著作，便推荐了惠顿的书，甚至同意安排将其中的部分章节翻译出来。要感谢蒲安臣的安排，因为他使得本来充满疑虑的总理衙门很快决定，由清朝政府出面拨发专款，资助整本书的翻译和出版。董恂主持了整个翻译，并为该书撰写序文。1865年，《万国公法》译成付印，并正式进献给当朝皇帝。丁韪良还郑重地将这本书题献给蒲安臣。《万国公法》因此成为中国了解西方国际法的第一部主要参考书。当中文译本被带到日本之后，也成为第一部向日本人介绍国际法的著作。
蒲安臣在美国公使任上最后一个举动也是一个文化外交方面的行动：将一幅乔治·华盛顿的画像送给徐继畬这位以了解西方著称的中国学者和大臣。1865年，徐继畬受命任职于总理衙门，1867年被委派管理扩编的同文馆。作为《瀛寰志略》的作者，他对西方世界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和赞赏。有一位美国传教士用中文写了一本小册子，《瀛寰志略》就是在此基础之上写的，这是一部有关近代国际事务的开山之作。徐继畬在书中这样称颂乔治·华盛顿：“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董恂曾为此书作序。
蒲安臣说服了担惊受怕的清政府，让他们感到合作政策对于双方都是有利的。1864年春，当蒲安臣了解到隶属美国南方邦联的“阿拉巴马”号巡洋舰有可能在中国沿海攻击北方联邦的商船时，他立即请求总理衙门向沿海各省官员发布公告，不许“阿拉巴马”号或其他邦联战船进入中国近海，也不准在中国口岸靠近或停泊。总理衙门的公告称：“所有将军督抚和滨海各省都督都要同地方官员一同严加看管；如果阿拉巴马汽船，或任何［美国南方］战舰，用计欲损害美国人的财产，接近中国海岸，他们必须在辖区内禁止任何类似船只进入中国港口。”对于中国“如此友善和迅速地提供帮助”，蒲安臣深表感激。这可能是中国政府第一次采取行动影响到西方国家的国内事务。中国的善意姿态吸引了美国人的注意。马克·吐温写道：“中国是所有外国政府中第一个对我们表示友好公正的（国家），它对南方政府四处劫掠的‘阿拉巴马’号及其同伙们说：‘中国不支持你们这些叛乱分子，没有港口让你们的船停靠！’”
蒲安臣一家在北京过得很好。简告诉她的姐姐：“从很多方面来说，我都舍不得离开北京。我们的房子那么漂亮和舒服，我真不愿意走。但是我们待的时间越长就越不想走。我想我们已经把足够的生命贡献给中国了。”到1867年，蒲安臣已经在北京住了将近七年，无论从哪方面讲，时间都已经很长，并且他曾试图在1865年就辞职返回美国；在1866年西华德说服他回到中国之前，他甚至卖掉了自己的房子，去意明确。到1867年时，出于个人的、政治上的和家庭方面的考虑，蒲安臣还是最后决定：是时候把中国留在背后了。卫三畏认为蒲安臣的职责是留在“他能做很多事情”的地方，但是简在给父亲的信中说，蒲安臣“觉得为了中国的好处，他自己做出的牺牲已经够多了”。她在11月12日写道：“安臣今天去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作最后的道别。”然而，这次“道别”将使蒲安臣的人生再次发生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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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必是有史以来一个大国对另一个大国的最高敬意”：中国出洋使节的任命
一度四面受敌的清廷正在复兴，但对于如何向世界派遣外交使团尚无头绪。西方外交团体不断提醒中国人，1858年的《天津条约》十年后要进行修订，期限很快就要到了。1866年，清帝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回欧洲度假，带上了手下的低级官员斌椿，让他对西方事务有一些了解。这充其量只是一次学习和走马观花，斌椿根本没有任何谈判的授权。不过，这毕竟是向外迈出的第一步，不管这一步多么不起眼。
随着时间的迫近，1867年10月12日，总理衙门发出一份内部通函，征求将军、督抚、大臣们的意见和建议。这封密函承认成立一个外交使团迫在眉睫，向他们征询有关应对礼仪的看法。密函指出，在所有缔约国中，中国是唯一没有向国外派遣外交官员的国家。总理衙门暗示遣使出国是有益处的，可以使他们更好地了解西方国家。但是使才难觅，没有什么人想到国外去，有资格的人就更少了。
十七名高官大吏，包括位高权重的曾国藩和李鸿章，以及总理衙门的大臣都呈上了自己的意见。曾国藩表示支持，并论及康熙皇帝当年与俄国使臣并没有在磕头的问题上大做文章。李鸿章则想到马戛尔尼（George MacCartney）使团所引起的纠葛，援引《中英天津条约》中关于英国外交代表“大英钦差大臣作为代国秉权大员，觐大清皇上时，遇有碍于国体之礼，是不可行”，以及“惟大英君主每有派员前往泰西各与国拜国主之礼，亦拜大清皇上，以昭划一肃敬”。李鸿章指出“自来敌国相交，最忌情形隔阂，议论盈庭，莫得要领”，因此他赞同总理衙门派遣使团出国的主张。根据毕乃德的说法，绝大多数人在回应中都提出，对于传统礼仪，要采取中外双方都能接受的变通，至少在外国全权代表递交国书时要这样做。几乎所有人都赞同摄政期间禁止接见外国使节，尽管不清楚持此议者是指在皇帝成年亲政之后便会答应接见外国人，还是他们期望推迟觐见的决定能使这个问题被搁置起来，不再被提起。绝大多数人在回复中都感到遣使出国是不可避免的，在物色到合适的人选后，应该尽快向外派遣使团。唯一的意见不同之处在于，是应派出短期使团，还是常期性质的驻外使团。然而，即使这样的意见也传递出高层官员的无知。他们仍然坚信大清朝是世界中心，并不懂得中国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中形势岌岌可危。不过，即便如此，他们显然意识到有必要遣使出国，也有必要对华夏传统礼仪做出变通。他们共同担心的是，什么时候以及如何能为这一外交使命物色到合适的“可遣之人”。
简言之，大臣们一致赞成遣使出国，但是没有人够资格。不过，假使他们能找到合格并且愿意奉派出国的人，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如果外国朝廷没有要求中国使臣行跪拜礼，中国朝廷又怎能强迫外国使节三跪九叩呢？显然，慈禧太后谕知蒲安臣使团成员志刚，让他知道清廷想要参与对外事务遭到强烈反对的时候，考虑的正是这个问题。她问志刚出使国外时是否会与外国君主见面，志刚回答，这完全取决于各国君主，但他自己断不先自求见。事实上，有位总理衙门大臣坚称，使团拜见外国元首时应该严格遵循传统礼仪，亦即中国使臣要跪拜磕头！为了解决这个棘手问题，总理衙门最终找到了一个权宜之计：一个外国人或许可以代表中国。结果，最为适当的人选便是蒲安臣。
恭亲王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将这一颇成问题的决定作了概括：“近来中国之虚实，外国无不熟悉，外国之情伪，中国一概茫然，其中隔阂之由，总因彼有使来，我无使往。”如恭亲王所指出的，对于行磕头跪拜礼的争执，用中国人为使臣，诚不免于为难，用外国人为使臣，“则概不为难”。1867年恭亲王的奏折中明确反映出这样做的原因：
通商各国将届修约之期……遣使一节，本系必应举行之事，止因一时乏人堪膺此选，是以[总理衙门]明知必应举行，而不敢竟请举行……美国使臣蒲安臣……其人处世和平……迨后回转西洋一次，遇有中国不便之事，极肯排难解纷。……臣等因其来辞，款留优待。……[蒲安臣]自言嗣后遇有与各国不平之事，伊必十分出力，即如中国派伊为使相同。……今蒲安臣意欲立名，毅然以此自任，其情洵非虚妄。臣等遂以送行为名，连日往其馆中，叠次晤谈，语极慷慨。伏思向来西洋各国，互相遣使驻扎，不尽本国之人；但使诚信相孚，原无分乎区域。……臣等……复向蒲安臣谆切要约，伊已慨然允诺。
蒲安臣辞去美国驻华公使一职正逢其时，为保守的清廷官僚们挑选他做中国的对外使节提供了机会。当然，在这一看似心血来潮的决定之前，蒲安臣已经长时间受到中国人的考察。英国公使馆曾向伦敦报告，说总理衙门已经“一再地、谨慎地”做了调查。英国公使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提到，在蒲安臣被任命的几个月前，他与文祥讨论中国遣使出洋的事，文祥突然指着阿礼国的翻译柏卓安（John McLeavy Brown）问道，有没有可能“把他让给我们”。蒲安臣使团的决定公布之后，阿礼国意识到文祥几个月前就开始考虑蒲安臣和柏卓安的人选了。
蒲安臣自己也曾经在不同场合发出试探。1865年，他第一次计划辞去驻华公使职位时，总理衙门大臣恒祺前来拜访，告之恭亲王对他的离开表示难过，恭亲王感到“正在失去一位可靠的朋友”，要为他举办一个告别宴会。恒祺告诉蒲安臣：“如果其他外国公使辞职，我们总是等着他们先给我们正式通知，告知他们打算离开。而这次有别于我们的惯例，是我们提前过来，以博得您的好感，这是恭亲王赐予[您]的信任和尊敬的特殊表示。”
恒祺还特别提到蒲安臣为使中国政府摆脱与英国舰队之间的“尴尬”处境所给予的帮助。蒲安臣回答说：“在离开你们国家之后，说不定我还有机会为你们效劳。” 1865年3月3日，恭亲王在总理衙门会见蒲安臣，并告诉他：“我忍不住要问阁下，您真有必要离开我们吗？阁下是被贵国政府召回吗？”蒲安臣告诉恭亲王他只是暂时离开，恭亲王回答：“但是我们不许阁下说不。我们希望您能亲口发誓会再回来。如果您愿意回来履职，就和我一起干了这杯酒，以示承诺。”蒲安臣正是这样做的，他喝干了杯子里的酒。3月6日，董恂和文祥前来美国公使馆拜访，蒲安臣提议，为了避免那些驻北京公使的误解，他们应当向西方国家派遣使团。董恂回答，清政府已经确信有必要派遣使节。蒲安臣说董恂会是极好的首任使节。董恂随即建议，“在您路经的国家中，如果他们对我们有疑虑，您是能够代表我们说句话的”。
3月7日，恭亲王和另一位总理衙门大臣来到美国公使馆，再次提醒蒲安臣，他被寄予很大的期望，“在返乡途中访问所经过的不同国家时，[蒲安臣]能够为中国做良好的代表”。3月8日，文祥、董恂和恒祺再次造访美国公使馆。蒲安臣给他们看了他为指导美国驻华使节而起草的内部公函。他读了其中关于同中国的合作政策的部分，并且表示他已经取得北京所有外国公使对这一政策的支持。在听了蒲安臣友好的对华政策和他愿意代表中国的迫切愿望之后，中国人交给蒲安臣一份备忘录，请他在返美途中将备忘录中的信息转达给外国政府。中方备忘录称：
中国政府无意冒犯任何人，在与各国驻华使臣的交涉中，他们的态度已经表现得更为尊重，在平等相待方面已经达到了最高限度……然而，鉴于各个国家的习俗多少有些不同，担心一些与中国有约的国家会认为中国没有遵行所有的礼仪要求，我们特别请求阁下，在您返美途中，就此代表我们向各国声明，向他们解释清楚，中国政府在与他们的交往中在礼仪规则方面绝无冒犯的意思。
这种超乎寻常的友好的信任和亲善也表明，早在1865年，对于任用蒲安臣将来为清廷服务，中国人可能就已经有了一些打算。正如3月8日恒祺对蒲安臣所说的：“如今中国人对所有的外国公使领事都持尊敬态度，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恭亲王和重臣们连日都到美国公使馆来。”文祥和董恂引用了董恂诗中最后一句与蒲安臣告别：
遥遥黄鹤千万里，
1865年的会谈不过是一个前奏。1867年11月，蒲安臣决定辞去驻华公使职位返回美国。当时为蒲安臣做翻译的丁韪良后来这样形容告别场景：在辞行谈话中，蒲安臣告诉东道主，即使他走了，仍然能够通过“纠正偏见”为中国效力。恭亲王回答，“在那一方面能做的太多了”，并且问道，“阁下是否取道欧洲？”当蒲安臣做出肯定的回答后，恭亲王请蒲安臣在巴黎特别是伦敦的“朝廷”面前尽力。平常讲话最多的文祥解释说，恭亲王的意思是问蒲安臣是否愿意做中国的公使。“如果有可能，”亲王插话道，“一个公使能为两个国家服务的话，我们将十分愿意阁下做我们的使者。”
11月18日总理衙门正式提出聘请蒲安臣为中国使节，蒲安臣当即接受。11月21日，圣旨下达：“使臣蒲安臣处事和平，洞悉中外大体，着即派往有约各国，充办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蒲安臣身着全套正式的外交礼服接受朝廷任命。他并没有辞去美国公使之职，甚至没有通知西华德他的辞职意愿，直到接受中国政府的任命和册封之后才这样做：“为了我的国家的利益，为了文明，我在此特辞去美国驻中国特命全权公使之职而接受中国任命。”1868年1月15日美国参议院为蒲安臣接受这样一个文职任命通过了赞成票，西华德也以“欣然批准”作答。将自身的使命和文明联系在一起，在这方面，蒲安臣并不是在做一件前无古人的新鲜事。1843年6月17日，顾盛（Caleb Cushing）在从中国人手中赢取条约（即《望厦条约》）之前，到波士顿参加了一个晚宴并作演讲，美国总统约翰·泰勒（John Tyler）也在座。顾盛提醒人们，文明最初是从东方向西方推进的，但是由于现时西方在科技上的优势，“知识学问正从西方反过来向东方推进，我们已经变成了我们老师的老师”，然后他转过身直接对美国总统说道：“我去中国，先生，允许我为了文明这样表达自己。”
蒲安臣使团颇具规模。除了蒲安臣之外，使团还有三十多名成员，其中包括六名同文馆的学生，每个学生都有一位导师或照料者陪同；四名打字员；两名军官。使团还有两名外国秘书：一个是法国人德善（Emile de Champs），为使团二等秘书（右协理），他曾在1866年陪同斌椿一同赴欧洲旅行；使团的一等秘书（左协理）是来自英国公使馆的柏卓安，即文祥成功要到的人。最重要的是，使团有两位使节志刚（满人）和孙家谷，都是文祥手下的官员。尽管恭亲王向蒲安臣保证志刚和孙家谷“有资格会同办理一切中外交涉事务”，他们在蒲安臣使团内的级别和职位并没有清楚的界定。使团携带的国书中有关出使目的、蒲安臣的权力和级别，措辞同样模糊。蒲安臣在给西华德的信中或许夸大了自己的头衔，降低了使团中中国人的地位，因为他说“两名最高级别的中国人”是被挑选来处理来往公文中的中文文件的，是“学习者”。不过，由于官方颁给使团成员的指示和委任书没有清楚标明他们的职能，或许蒲安臣把自己设想为使团的领导倒也并非完全是误导。
1867年11月26日总理衙门向蒲安臣颁发出使条规训令，明确表示“深知贵大臣[即蒲安臣]公正和平”，清政府决定委派蒲安臣出使有约各国，“办理各等事宜，即同中国官员”。同时在条规中特别指出，中国仍须再行派员前往，既是为了“事无窒碍”，也使中国所派官员得历练一切，训令要求蒲安臣“无论何项大小事件”，都要对中国派员“逐细告知，俾该员一切了然，以便寄知总理衙门核定”。关于礼仪成规方面，训令指示此次中国所派使团人员同外国元首“暂无庸相见”，但是如果偶尔相遇，“亦望贵大臣转达，彼此概免行礼，俟将来彼此议定礼节，再行照办”。此外，“遇有彼此有益无损事宜，可准者”，由蒲安臣和两位中国钦命大臣斟酌定夺妥当，咨商中国总理衙门办理。公文的最后重申蒲安臣使团“系属试办，并非驻扎各国大臣，其归期以一年为满，期满仍回中国”。
在让蒲安臣、志刚、孙家谷递交给美国的国书中，恭亲王进一步表明，中国特别因为修约问题才遣使出国。但是“中外礼节不同，语言文字尚未知晓”，蒲安臣则因 “处事公正和平，洞悉中外大体，中国政府对他有充分的信任”而被选中。看起来中国方面赋予蒲安臣的权力相当大。“使臣们抵达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时候，各国与蒲安臣单独交涉定夺相关事宜；当蒲安臣做出决定时”，中国派员则会同商酌并寄知总理衙门，“如此使整个使团交涉办理畅通无阻”。国书进一步解释蒲安臣“懂得外国语言风俗”，两名中国随员“精通汉语及中国事务”。国书指出，任命志刚和孙家谷随同蒲安臣出访，“不仅是对[中美之间]已有友谊的真诚表示，也是为他们在外交事务方面提供历练的机会”。
国书原件以满汉两种文字写于皇家专用的黄纸上。清廷为使团计划访问的所有十一个同中国缔约的国家都准备了满汉两种文字的国书，国书的英文翻译则由使团的左协理柏卓安完成，英文国书随后经过卫三畏、赫德和丁韪良共同审阅核对并签字。英文国书并非完全按照中文字面译出，甚至有些许有意改动之处，但总的来说，转达了中国人想要传递的信息。国书的重点在中英文两个版本中都表述得十分清楚：蒲安臣实际上并不是官方外交大臣，只是一名使者。他被称作“使臣”或如字面意义上的“送信的臣子”，只是作为信使，而非现代意义上的外交领事或大使。但清朝皇帝通过与“蛮夷”以对等的身份和口气交流，已经改变了对世界或“天下”的看法。在“天下”观念中，皇帝乃“天子”，从来不认为其他国家的君王与自己是对等的。如今清朝的国书请各国接纳蒲安臣使团，表明中国传统的世界观已然适时发生变化。同样重要的是，总理衙门只是一个临时办事机构，它本身并不是按照法规成立的，其内部成员也都是从其他部门借调的。正因为如此，1868年1月25日卫三畏在写给西华德的信中强调，“这些国书的准备和递交标志着这个政府的一大进步，其重要意义并不亚于遣使出国本身”。不过根据卫三畏的说法，不少中国官员强烈反对预备这些国书，他甚至相信使团最后出国时并没有带什么国书。
然而，尽管美国还是一个国力衰微的国家，并且对中国并没有太大兴趣，但是由于它是第一个接受中国国书的国家，或许可以说，美国在带领中国走出这一步发挥了一些作用。由于中国通常拒绝外国使节面见皇帝的要求，绝大多数外国使节并不是亲自将国书呈递给皇帝的。尽管如此，两位美国驻华公使列威廉（William B. Reed）和蒲安臣的国书都是直接写给大清皇帝的，并且清廷也以皇帝的名义做出回复。日期为1858年6月7日的第一次回复是：“朕，大清国大皇帝，祝美利坚国大总统身体健康。”日期为1863年1月23日的第二次回复，以“大清国大皇帝问大美国大总统好”为开端。信中紧接着对蒲安臣作为美国公使的到来表示欢迎。“披阅[贵国国书]之余，备见词意肫诚，唯以永敦睦谊为念，实为欣悦。已饬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妥为接待使臣蒲安臣。”从中我们再一次看到，远在使团酝酿之前，美国人就在帮着为使团的建立奠定基础。
任命蒲安臣为中国使臣，这在中国的近代化和国际化历史中都堪称非凡之举。当然，即使在清廷内部，这件举措也极富争议。总理衙门大臣倭仁坚决反对遣使。根据文祥的说法，倭仁“对于外国事物非常无知”，并且“不管是什么样的对外政策都让他不满”，更不用说赞成指定一个洋人来代表中国了。甚至连负责起草使团正式文件的文员总管也私下里将蒲安臣称为“蛇足”，按过去的说法即是“多余和不自然的”。他向文祥建议，让志刚和孙家谷负责使团的官印，以防蒲安臣滥用。任命蒲安臣可能看上去很偶然，但是大臣们至少在1865年就已经开始按步骤为此进行筹划了。在这个意义上，当1869年赫德告诉蒲安臣的继任劳文罗斯（J. Ross Browne）蒲安臣使团是自发的，是蒲安臣到总理衙门辞行时制造的“笑话”，是从谣言中产生的这说明连赫德都弄错了，或许他只是出于嫉妒才这么说。一名英国评论员声称蒲安臣出使实际上是蒲安臣自己精心设计的，同时另外一个人则断言是赫德“提议蒲安臣先生获得任命或帮助了他的任命”。甚至还有英国人表示，如果蒲安臣成功了，赫德以后也想得到这样的任命。
但是显然是中国大臣主动提出蒲安臣这个人选。可以肯定的是，即便是挑选一名外国人作为“信使”，也绝对出人意料。这其中文祥起了主导作用，让蒲安臣代表中国显然是他的主意。了解文祥的外国观察家们一致称赞他为“政府中最进步和最爱国的人”，“大概是朝廷中最有能力和最开明的大臣”。蒲安臣写道：“政府中有一位出色的人物，就是文祥，他精通时事，了解形势的严重性，热切地、毫不动摇地力争维持政权的完整。” 1870年美国国务卿西华德见到文祥时，后者在言谈中带着某种悲哀和遗憾的口气，因为他劝导同僚及政府官员赞同自己的主张，施行更为开明的政策，却收效甚微。文祥甚至告诉西华德他的内心想法，即“王大臣立于山顶，要比站在山脚下的普通人看得更远。当他为众人指点迷津，他们却怀疑他指错了方向。他们高喊：‘把他拉下来！’当他们最终达到了他的高度，才开始纠正自己的错误。尽管这对于众人来说已经足够了，但对于王大臣来说却已经太晚了”。
蒲安臣的妻子简在写给儿子的信中，带着激动无比又有些夸张的口吻告诉儿子，他的父亲被任命为“中国派向所有缔约列强的大使”！蒲安臣的薪水至少三万美元，所有旅行费用都不用自己承担。她写道：“你可以想象上个星期全北京是何等的兴奋，尤其是我们自己有多么的激动。我曾十分担心，害怕你父亲会生病。这件事太大，责任太重，他不能轻易就做出决定。他又成了‘不眠的蒲安臣’，就像当年他在华盛顿充满兴奋的从政时光那样。不过现在全都决定下来了，他开始睡得多了一些，气色也比过去好，我希望他很快恢复健康。” 11月下旬，简写信给她父亲，说“这是中国向文明迈出的一大步—即最古老的国家用最年轻的国家[的人]来作为她在全世界的代表！卫[三畏]博士说这是上帝为安臣对中国人所持的严谨公正态度和忠诚履行自己职责的奖赏”。简显然受到蒲安臣本人的兴奋情绪的感染。
蒲安臣的妻子预料蒲安臣的任命会在整个世界引起强烈反响，这可能是正确的。蒲安臣自称是“为了我们国家和文明的利益”而接受任命的，他后来告诉西华德的时候，将其进一步引申为：“有着人类三分之一人口的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第一次开始寻求同西方国家建立关系，并向最年轻的国家求助，希望通过它的代表来作为那样一种变革的媒介，这样的使命可不是让人随便恳求得来或能轻易拒绝的。”卫三畏在1867年12月23日对西华德敏锐地指出，中国挑选一位最年轻的国家之一的公民，通过外交途径将这个最古老的国家介绍给世界，表明其“通过与美国的合作来谋求最大利益”的愿望。卫三畏在给其兄弟的信中写道，蒲安臣是“中国人在北京能够找到的出使外国的最佳人选。如果有人能让各国首脑对这个帝国产生好感的话，那么他正是能这样做的人”。卫三畏也对中国表示出担忧和同情。他在同一封信中说：“从外表看，中国所拥有的一切足以让其他国家对她发生兴趣，但在现实中，她又是一个半文明的国家，不得不在力所不及的地方对这些外来势力予以容忍。她正在努力弄清楚她在人类社会应有的权利，如何进一步维护这些权利，还要保证不得不给予其他国家的特权。”卫三畏写道，对于中国来说，“教训是深刻的，道路是漫长的，充满数不清的障碍。然而，就像南方各州的奴隶们那样，她发现，作为劣等民族会受到一种待遇，作为平等一员得到的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待遇”。在这里，他甚至已经触及中美之间某种共有的历史了。
1868年2月9日，《纽约时报》报道称，蒲安臣被任命为中国使节是“破天荒的一步”。后来，该报又称这次出使是“当机立断”之举。阿礼国向伦敦报告说，他相信这是“中国政府自行迈出的最重要的一步，与迄今为止任何审慎的措施相比，更有可能取得极大的收益……”他又补充道，大概“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如此向另一个不同种族、信仰和语言的国家，致以更崇高的敬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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