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英国政府启用了第一批社会影响力债券。随着这个十分新颖的概念进入美国政策层的视野，笔者渐渐意识到，这种金融工具或可在中低收入国家一显身手。基于结果的政府治理模式开始在国际上成为主流，这给社会影响力债券的推广提供了基础。在笔者所工作的拉丁美洲，政府对公私合营模式已经有了相当充足的经验。尽管社会影响力债券是一种新的提法，但它并非毫无传统根基。
与此同时，价值1350亿美元的援助产业正在遭遇难题。比如，援助机构到底应该如何保证它们的投入确实达到了预期效果？在责任归属和成果泾渭分明的领域，如何鼓励私人投资者热情参与？越来越多的证据已经指明在哪些条件下公私合营的模式是可行的。但是，如果想让这些证据进一步影响政策制定，还需确保沟通渠道畅通。社会影响力债券的诞生，回答了上述问题。
诚然，社会影响力债券部分地解决了国际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高层问题。但是，为了确保这一新的公私合营工具不是昙花一现，它必须证明自己可以提供长期社会价值。也就是说，引入社会影响力债券的目的，是要给具体实践领域带来有意义的深远变革，而不仅仅是为了动员所有企业的参与热情。
现今，社会影响力债券的实践已经进入第五个年头。在笔者看来，这种公私合营模式并非是一种单纯的金融创新，更重要的是，它让我们看到金融创新释放的显著活力。只要设计合理，社会影响力债券的影响力是惊人的。
自上而下援助方案的制定者，以及自下而上反馈的研究者，都可以是这种影响力的受益者。贫困、健康和教育问题带来的挑战是多维度的，因此单一的解决方案是不切实际的。社会影响力债券可以正向刺激政府和私有部门探索如何更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
一个具体的案例是印度的女童教育社会影响力债券。这个公私合营项目的参与者包括儿童教育基金组织、UBS Optimus组织、女童教育组织、智库Instiglio和评价机构IDinsight。该项目目前还处于初始阶段。通过新的资金投入模式，这一非盈利机构改变了它的服务策略——加速了学习过程，并且提高了项目的长期效率。
项目的具体执行者首先将信息输入移动终端，随后上传到一个表现仪表板。这个流程可以让执行者完成近乎实时的数据分析，确保整个项目的进展更为高效合理。同样通过数据分享，女童教育水平不足的地区，可以借鉴附近成功案例的经验。
在很多传统发展项目中，数据往往是应赞助者要求而提供的。但在印度的案例中，数据的使用者也是数据生产者，这种路径可以更好地辅助策略制定。反馈和自我调整机制成功地嵌入到了新的资金救助体系中——只要能够正确地使用信息，就会获得相应回报。遗憾的是，这种新模式在国际实践当中还不多见。
社会影响力债券通过表现评价获得更高的效益。但是，效益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表现评价，不同社会影响力债券项目的情况也千差万别。
社会影响力债券的构思方式具有很强的多样性。女童教育发展社会影响力债券最显著的特征是项目的弹性，它可以最大程度促使“实践出真知”。而其他社会影响力债券的使用还是比较机械的。从结果评价体系的选择、资金支出结构，到服务提供者是否根据项目效果获得资金奖励等，社会影响力债券的模式创新是无穷无尽的。
因此，每一个项目所面临的选择都是明确的。研究一套具体的发展理论，以确保某一种社会影响力债券如何在一时一地获得更高回报，是有效政府政策的出发点。在女童教育项目中，执行者在项目开始前充分考虑了社会价值观在女性教育问题上的改变，以及不同地区项目的可能执行情况，然后才着手制定详细计划，确保每一个具体的子项目可以通过数据反馈自我调适。
在不同背景下，不同的发展理论必然会导致不同的政策选择。一劳永逸的办法是不存在的。社会影响力债券只是一种工具。舆论场倾向于极端地认为社会影响力债券要么有效、要么无效。但是，社会影响力债券可能比其他公私合营金融创新工具更有多样性。任何极端看法都可能会导致政策制定的偏颇。所以政策制定者必须权衡利弊，走出一条中间道路。
社会影响力债券不是万金油。在社会影响力债券推广已有5年的档口，除了观察具体项目具体效果之外，我们还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学习体系，将过去的经验总结出来，以充实这种新型金融工具在未来的推广和使用。
（本文摘编自布鲁金斯学会网站报告“Perspectives on impact bonds: The next five years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