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开路是北京一条胡同的名称，大致方位在东单路口北，协和医院的对面。在城市改造和发展的进程中，这条原本就普普通通的胡同越来越显得无足轻重。1960年代，我在这条胡同住过，我所上的小学也在这条胡同里，就叫新开路小学，1990年代曾举行过它的百年校庆。
杨家（母姓）搬到新开路是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原来遂安伯胡同的住房被交通部看中，要改造成宿舍楼，那个三进的大院子卖了万把块钱，而买新开路胡同的小四合院只用了一千多。和我妈妈一家一起从遂安伯搬来新开路的还有杨家的房客——画家王叔晖先生。当时的甲51号、调整后的56号这个小院，一度只有客主两家，相处融洽得很。叔晖先生毕生未婚，按北京的老例，对长辈未婚女士要按男性称呼，我妈妈就拜了叔晖先生做干爹，同时随其习画。那时，这条胡同里有一家很有名的餐馆，名叫康乐，是一位格格开的。在附近的栖凤楼胡同住过的吴祖光是康乐的常客，黄宗江去那里吃饭，竟有一次是梅兰芳先生请客。宗江对梅先生说：“我是闯宴来了。”梅先生毫不见外地让他同桌坐了下来。我的老奶奶——妈妈的奶奶，也是康乐的常客，她去吃饭，是要把菜汤儿都倒进小瓶带回家来的。
杨家的住房后来日渐收缩，我住那里时，家中仅余北房4间，东南西房都住进了外人，叔晖先生的单位给她安排了住房，老奶奶依依不舍却又无奈地与她告别。后来继续紧缩，全院住户达到了六七家。仅留给杨家两间北房，我舅舅和舅妈陪老奶奶，还有一个保姆，那是最拥挤不堪的岁月。1974年和1977年，我的外公杨联陞（哈佛大学教授、汉学家）、外婆缪鉁两次回国探亲，一辆接待方安排的吉姆轿车载着他们屡次开进新开路。此后杨家的住房才略有调整，然已不在此院。舅舅搬出，好在不远，老奶奶终老于此。
新开路胡同里最讲究的两栋建筑都属于协和医院，较大的一栋是协和的护士宿舍楼，灰砖墙，颇威严。到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我上小学时，似乎里面住的已不止是护士了，护士的家属、孩子都成了住户，其中有的孩子成了我的同学。另一栋建筑是个二层的小洋楼，也是灰砖的，但在外形上比护士楼考究。以前我不知那里住的是什么人，最近去新开路，见到大门口的牌子，写的是协和医院院长楼。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曾住过的是哪位院长，都早已搬走了，后来布衣书局曾短暂进驻，我也进去挑选过旧书。协和医院还有两处讲究的宿舍院，一在新开路南边的北极阁胡同，一在新开路北边隔一条胡同的外交部街。北极阁这个名字很怪，我一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自记事起，也没见过这条胡同里有什么“阁”。它的名气，远远不如南京北极阁的名气大。北极阁的那个大院里也有我的同学，有时我们也去那个院子玩儿。我进过一户方姓人家的房间，他家姐妹三人都上了新开路小学，后来才知道方姓人家的户主曾是协和医院的一任院长，名叫方圻，早年曾分别与黄宗江、李德伦同过学。
离开新开路多年后我才知道，杨家迁入此胡同之前的十多年，小泽征尔也在新开路住了5年（1—6岁）。自1976年起，小泽来故居探望多达七八次。其中有陪他母亲一起来的，也有抱着他母亲的骨灰来的。遵照他母亲的遗愿，老人家的部分骨灰装在一瓷瓶中，埋在了曾经住过的院子里。小泽对老邻居都非常好，某次来时带的礼物是每家一瓶五粮液，某次是每家一张票，邀请老邻居们到人民大会堂看他指挥的音乐会。
新开路这名字透着一股新意，其实远在明代它就存在了，当时叫新开口；乾隆年间始称新开路胡同；宣统时索性简称新开路。《京师坊巷志稿》曰：“正蓝旗官学在此胡同内，民国时常山会馆、安陆会馆、丹麦公使馆在此。”想象一下，这条胡同在历史上还曾有过颇热闹的时辰。我推测，那正蓝旗官学的位置就是后来的新开路小学。记得那年校庆活动时，张居仑校长特意介绍，我们这所小学的前身，是清朝八旗子弟第五小学。我就读的时候，校门是个大门洞，进大门后左拐，左手一排南厢房，尽头是厨房，坐西向东的房间是校长室。右手是矮墙。院内建筑方整，正房坐北朝南，两间大教室，当中的夹间先后做过广播室和图书室，两边的耳房西为教室，东为教研室。东西厢房是四间教室。后院是二层小楼，教室四间。楼下的偏房是教研室，楼上的偏房是单身教师宿舍。东侧还有三排瓦房，教室五间，居中那排瓦房显然是后建的。再东边是面积不足一个标准篮球场的操场，操场的北端是音乐教室。如果不算音乐教室的话，全校的教室只有16间，而我们年级就有6个班。这个比例显然不能保证全日制，那就只好俩班合用一个教室了。即便是这样，我对新开路小学依然充满美好的记忆。
新开路胡同与周边的结构关系也挺有意思。西口副食店（整条胡同里唯一的商店）旁有条小巷，这端在胡同里，另端面朝马路（或曰大街），名叫小新开路胡同。通向北极阁胡同的三个巷子，分别叫北极阁头条、二条和三条（有点麻将牌的意思吧）。靠近东口那边的一个巷子叫火神庙，庙倒没有见过。火神庙的南口就是长安街路边，往东南斜穿，还有几个小巷，这个叫方巾巷（多雅），那个叫象鼻子中坑、后坑（多俗），按说还该有前坑，但我不记得了。我记事时，康乐餐厅已经搬走，乐家药铺的一个门面也成了陆姓同学的居所。那时新开路与北边的西总布胡同之间没有小巷连通。我们小学旁边的煤厂、胡同东口对面的文具店，西口的副食店、附近的德昌厚食品店、新华书店和大华电影院，是与我们的生活关系最密切的店铺。再多走几步，还有理发店、三洋委托行以及把着东单路口西北角的东单菜市场、东单食堂和邮局。不夸张地说，几乎每家店铺我都有一些特殊的记忆。例如，有一次我去文具店买东西，看中了某样文具，标价两毛。我兜里仅有一毛八，全部交给售货员后，人家说还差两分钱，我振振有词：你再找给我两分钱，不就等于两毛了嘛！售货员哭笑不得，那表情，分明是：这孩子，连加减法都没学好呢，就敢自己买东西来了。
记忆、回忆越多，越难描述现在的新开路。二十年前，我穿新开路而过，胡同还基本完整，十年后就只剩半条胡同了。东边那半，连坑“巷”带“坑”，都焕然一新，变了模样。一道铁栅栏，就横在杨家曾经所在的56号，且已一横多年，杨家小院亦已片瓦无存。想再向东，不拐向西总布胡同，是绝对走不过去了。这道栅栏，这个切口，过于生硬，似乎比硬道理还硬。城市要改造，要发展，我都同意，胡同的原住民也没有因此而露宿街头。我只是觉得，在高楼与平房之间，在广厦与胡同之间，当现代与古老携手之际，是不是不要对往昔那么不屑一顾。
小吟：回首处，少年欢乐新开路。新开路，老生重走，怎不糊涂？ 西进容易东难出，童谣伴我画平庐。画平庐，纸上忆往，毫端已秃。
可题《忆秦娥·新开路》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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