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投读书会·澎湃北外滩”第四季
「江南经济史」系列回顾①
-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Jiangnan -
“建投读书会·澎湃北外滩”是由虹口区委宣传部、澎湃新闻、建投书局共同打造，关注在地文化的高品质讲座品牌。
自第一季“上海史”系列、第二季“大师传承”系列后，紧承2018年的“走进江南”系列，2019年，我们将从“江南经济”的宏观角度继续深挖江南史，配合“流动的江南”主题展，为各位提供一种新的观看视野，探寻江南在中国历史上的位置，为其勾画一个更加清晰的轮廓。
“无徽不成镇”的江南，注定与徽商有道不尽的历史故事。建投读书会第四季“江南经济史”系列第一期，我们邀请到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 王振忠教授，以《从徽州到江南——明清徽商与中国社会》为题，带我们从诸多侧面透视徽商在江南历史舞台中的影响力。
以下回顾内容据现场速记稿整理：
“徽商为江南输入了大批的人材、带来了财富和规范、促进了城镇的繁荣，对于明清江南的社会文化，也有着重要的影响。”
——王振忠
这个讲座主题是江南经济史，如果我纯粹讲江南经济史的内容，可能大家听得会很枯燥，所以我先从周边可以看到的东西说起。
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看过展览，苏州和上海有三个比较好的展览。一个是苏州博物馆的“攀古奕世：清代苏州潘氏的收藏”，第二个是上海博物馆的“丹青宝筏：董其昌书画艺术大展”，第三个是“千文万华：中国历代漆器艺术展”。这些展览里的文物许多都跟我今天讲座的主题有关，下面我从近期这三个展览谈起。
从三个展览看徽州文化强大的辐射能力
第一个是苏州博物馆展出的“攀古奕世：清代苏州潘氏的收藏”。这个展览跟我今天讲的明清徽商有直接的关系。清代苏州的潘氏有很多，有的叫富潘，有的叫贵潘，有的叫野潘。其中的“贵潘”一支从现在安徽省黄山市歙县的大阜村迁居苏州，他们主要是在杭州、苏州等地从事盐业、酱业和海外贸易等，是江南一带非常富裕的徽商家族之一。明清时代盐商和酱商是二位一体，因为做酱主要原料是盐，所以盐商同时又是酱商。在清代江浙一带，盐商和江苏的铜商都是中国首屈一指的富商大贾，而苏州的贵潘家族，既有盐商、酱商，又有铜商，所以财力极为雄厚。到了乾隆年间以后，这一家族既富且贵，科甲蝉联，世代簪缨。
这次展览的名称为“攀古奕世”，“攀古”就是指晚清时期潘祖荫收藏青铜器的攀古楼。潘祖荫是潘世恩的孙子，后来官至工部尚书，军机大臣。“攀古”意为与古为徒，攀古楼里面藏了很多宝贝，现在名气最响的是国宝大盂鼎和大克鼎。“攀古奕世”说明潘氏的收藏持续了很多代，除了攀古楼，比较著名的还有潘祖荫收藏宋元古籍善本的“滂喜斋”、其兄潘博山收藏古籍书画碑帖的“宝山楼”等。现在上海苏州博物馆、图书馆里面收藏的很多文物、古籍原先都是潘家的收藏，非常了不起。
徽州潘氏在苏州的商业和文化活动，是典型的“从徽州到江南”的例子，仅仅以他们在文物鉴藏方面的成就，就侧面反映了明清以来徽商在中国文化传承上的重要建树。
▲ 左：攀古奕世展览；右：苏州潘氏的祖籍地——安徽歙县大阜村潘家祠堂
第二个展览就是“丹青宝筏：董其昌书画艺术大展”。这是中国大陆举办的规模最大的董其昌艺术大展，主要展品是上海博物馆的，但是它也向北京故宫博物院、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等海内外15家重要收藏机构商借藏品，遴选董其昌及相关作品共计154件（组），是非常好的展览。
在董其昌生活的万历年间，古玩书画鉴藏是非常重要的文人雅趣之一，在这方面徽商以其雄厚的财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次董其昌书画艺术大展中展出了一些作品就跟徽商的活动密切相关。比如说王羲之的《行穰帖》长卷，上面有董其昌的四个题跋。其中第四个题跋曰：“此卷在处，当有吉祥云覆之，但肉眼不见耳。”六月廿有六日再题：“同观者陈继儒、吴廷，董其昌书。”这里提到了两位非常有名的人物，一个是陈继儒，这是一位博学多才的人物，在晚明名气非常大，很多出版的书都冒用他的名字。还有一个是吴廷，他是徽州西溪南村著名的徽商和鉴藏家。吴廷被称为“余清斋主人”，以刻有历代法书藏品《余清斋帖》而著称于世。
▲王羲之《行穰帖》，现藏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
第三个展览叫“千文万华：中国历代漆器艺术展”。展览精选了上海博物馆的历代漆器两百多件，并且向浙江省博物馆、常州博物馆、福州市博物馆和大同市博物馆等各家博物馆借展了一些重要的出土漆器珍品，分门别类地加以展示。其中也有不少漆器和徽商有关，时间关系我这里只举一个例子。
上海博物馆所藏清代早期漆品“黑漆螺钿山水图方斗”：器型口舒底敛，内壁镶银，外壁四面加饰螺甸。一面嵌有七言绝句，用的唐代司空曙《江村即事》诗句。一面用五彩螺片和金片，据此诗意嵌为图画；另两面饰以博古图和草虫图。底嵌“歙西吴岳桢制”楷书款六字，歙西就是歙县的西乡，徽州府的首县就是歙县。
▲清代早期漆品“黑漆螺钿山水图方斗”， 上海博物馆藏
根据记载，万历年间编了一个地方志叫万历《歙志》，在晚明时期，歙县的漆器制作工艺，可以直追北京皇城内的御用漆器生产作坊“果园厂”，徽州的漆器甚至也曾出口日本。现存的中国古代漆工专著《髹饰录》，就出自明代隆庆年间徽州人黄成之手。上海博物馆这次展览“千文万华”一词，其典故就出自《髹饰录》。
徽州的螺钿漆器之所以这么有名，一方面是因为徽商的崛起，积累了大批的财富，他们在生活上穷奢极欲，想尽办法追求“生活的艺术”，所以对于各类用具精益求精，奢侈品在徽州有着相当广大的消费市场。而在另一方面，这也与徽州当时承办皇家贡品密切相关。在明清时代，歙县贡品中最为重要的是徽墨、歙砚和螺钿制品。
徽墨、歙砚的上供比较早，唐五代就开始了。从公元10世纪开始，中国制墨中心就从河北易水转移到安徽歙州。做徽墨是有讲究的，除了材料和内容之外，歙砚包装也很重要，它的外面一定要有包装盒，这就需要非常精美的漆器，其中有一些就是螺钿制品。比如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朱漆描金桐叶封弟图墨盒”，画面是周成王“桐叶封弟”的故事，是明代万历年间的制品。墨盒里面涂了黄漆，下面用红色的漆写“古歙岩镇程君房墨聘衮监制”。程君房是明代四大制墨名家之一，另外一个制墨名家叫方于鲁，他们所制的墨是顶级的，有不少是专门上供的御墨。
▲ 朱漆描金桐叶封弟图墨盒， 上海博物馆藏
在程君房生活的明代万历年间，徽州的墨业极为兴盛。当时的文人沈德符就曾指出：徽州人“例工制墨”，当地人“家传户习”，就是说徽州人擅长制作徽墨，几乎家家户户都在从事这一行当。
到了清代，徽墨更是闻名，这次展示的墨盒当中就有“黑漆描金双龙纹御题西湖十景诗彩硃墨盒”，盒子里面就是放汪节庵所制的“西湖十景诗彩硃墨十笏”。汪节庵是清代四大制墨名家，从他的墨本身和包装盒来看，至少是高档的，甚至可能就是御墨。
上述的墨盒漆器都有相当复杂的工艺，如此精美显然不是一般人能消费得起的，其中有不少供大商人使用，还有就是上供皇室，特别是雕龙的那些，就是给皇帝使用，商人不敢僭越。
▲ 黑漆描金双龙纹御题西湖十景诗彩硃墨盒
明清时代，有不少徽州歙县人在扬州经营盐业，我刚才讲西溪南的吴氏就在扬州。到清代，扬州有最大的盐商；八大盐务总商里面，歙县人占到四位左右。扬州当时是东南一带最为富庶的消费城市，集聚着相当多的手工艺人，螺钿工业也相当发达。这次展出就有扬州制漆名家卢栋的作品，卢栋是江苏扬州人，祖父、父亲都是制漆名手，传其家法，擅长漆器制作，尤以漆砂砚闻名天下。
扬州之所以螺钿工艺和歙县一样非常发达，也和徽商关系密切。由明清漆器来看，徽商的崛起是形成歙县和扬州两地螺钿工艺发达的重要原因。
以上我是从最近三个展览，通过青铜器、古籍书画、徽墨、漆器等实物，来看明清时代与苏州、扬州以及徽州本土的关系。这些实物从一些侧面可以看到明清时代徽州文化强大的辐射能力。
徽州与徽商
下面我介绍一下徽州在哪里，以及明清时代徽州活动的特点。
▲ 徽州地图
徽州位于安徽省南部，黄山脚下，明清时代是个府级的行政单位，下面管辖有六个县，也就是歙县、绩溪、黟县、休宁、祁门和婺源六县，前五个县现在都还属于安徽省，只有最后一个婺源县，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两度划入江西省，现在仍然属于江西。
在传统时代徽州土地很少，人口众多。当地有“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加田园”的说法，就是说如果把徽州的土地分成十分，那么其中有七分是山，一分是水，一分是田，还剩下的一分则是田地山水之间的道路，还有一些个人的庄园等等。这句俗谚当然是形容徽州地少人多，有限的土地上收获的粮食也极为有限，所以许多人不得不出外经商。
从历史文献来看，“徽商”这个词出现的时间比较晚，一直到明代中叶以后才成为民间约定俗成的词汇，这反映了徽州商人在全国各地的活动日趋频繁，以致于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人们对于“徽商”如雷贯耳。明清时期，徽州一府六县所出的商人虽然都统称为徽商，但各县的侧重点又有所不同，歙县主要以盐商著名，休宁人擅长从事典当业，而婺源主要是木商、墨商和茶商，绩溪人则主要是小商小贩，从事徽馆业（就是徽菜馆和徽面馆）为主。
胡适先生在他的《口述自传》中曾经说过：徽州人的生意是全国性的，并不限于邻近各省。近几百年来的食盐贸易差不多都是徽州人垄断了。食盐是每一个人不可缺少的必需品，贸易量很大。徽州商人既然垄断了食盐的贸易，徽州盐商便是不讨人欢喜的，甚至是一般人憎恶的对象。康熙皇帝、乾隆皇帝分别六次南巡，到江浙一带巡视、游玩，差旅费以及接待费主要都是盐商出的。乾隆皇帝就曾惊叹：“盐商之财力伟哉！”
在江南富裕程度仅次于徽州盐商的还有徽州典当商，江南有一句话叫“无徽不成典”，意思是说典当业大多数是徽州人所开的，即使不是徽州人所开的典当铺，里面的职员也大多是徽州人。美国波士顿以北马萨诸塞州赛伦市的碧波地·益石博物馆中，有一座原来坐落在徽州休宁黄村的徽派老房子“荫余堂”，房屋主人是活跃于汉口和上海等地的典商。据说在历史时期，黄村一村多以典当为业。
▲ 2003年，荫余堂
除了盐商和典商之外，徽商的木客也相当有名，民间有“盐商木客，财大气粗”的说法。木客就是木商，徽州地处万山之中，森林茂密，盛产杉木。自南宋定都杭州以来，徽州的木材就沿着新安江源源东下，徽州的木材除了供官府建设宫殿之用外，还可以用来造船和打造棺材。
盐、典、木之外，比较有特色是绩溪的徽馆业，徽州人饮食有着独特的口味，最重要的特点是嗜油，特别是对于猪油的嗜好。虽然徽菜油腻，但在明清时期、特别是晚清以后，随着徽州移民大批外出以及徽商财力如日中天，徽菜馆和徽面馆盛行一时，徽菜馆和徽面馆像现在的沙县小吃一样，全国到处都是。
除了以上提到的之外，还有茶商、墨商。在徽州，民间有“一等生业，半个天下”的俗谚，是指徽州人以经商为第一等生业，活动的地域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而在这些地区，歙县的盐商，休宁的典当商，婺源的木商、墨商，绩溪的徽馆商人等等，全都以其鲜明的特色闻名遐迩。
徽商的自我改变以及对江南社会的影响
前面我曾经对“徽商”这个词汇在江南的出现做过一点说明，其中提到了《云间杂识》中的记载“松民之财，多被徽商搬去”，说明江南文人对徽商非常不满，他们觉得下层居民之所以贫困，本地之所以经济不好，都是徽商重利盘剥所致。当时江南社会始终弥漫着一种仇富的情绪，许多人只看到富人非常有钱，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心里就严重失衡。在《三言二拍》里面“徽州朝奉”基本上都是反面形象，为富不仁，吝啬好色，都是跟这些词汇联系在一起，极少例外。“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里面的孙富就是新安（徽州）的盐商。
其实不少人没有看到这些富人中间很多人在创业时代的艰苦，不少人是小本起家，勤俭持家。以前有人在纪念胡适先生的文章里面指出：“从前徽商走遍全国，往往背着一个口袋，里面装着炒米或炒面粉，到一地方，只要问老板要点水喝，就可聊以充饥。因为水是不要钱的，有水和炒米一吃，便省下了伙食费的大笔开支。这应是昔日徽州人外出的惯例。”从中可见，徽商之吃苦耐劳、精打细算是有目共睹的。但到了富二代、富三代，生在高墙大院、长于妇人之手的小朝奉，“不思祖业多艰苦，混洒银钱几时休”。
从明代中叶起，徽州人就开始重视这个问题。他们希望通过提高个人文化素质，从事慈善事业来改变世人心目中的固有形象，塑造徽商新的整体形象，这种整体形象就是所谓的“贾而好儒”、“富而好礼”。所谓“贾而好儒”就是指不少徽商是相当有文化的；“富而好礼”是指他们中很多人不是暴发户，而是很有修养的。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徽商的形象的确有了一些变化。在当时一些文人的笔下，徽州人“虽为贾者，咸有士风”。我们最早讲的苏州的潘氏，他们从徽州歙县的大阜村迁往苏州形成的贵潘家族，是江南一代首屈一指的文化世家。徽州本土也出现了“慈孝天下无双里，锦绣江南第一乡”这句对联，据说是乾隆皇帝下江南时为歙县棠樾鲍氏题写的。歙县棠樾的鲍氏是乾隆时代最富有的商人，他们家据说有三千万两白银以上的财产。
▲ 安徽歙县棠樾鲍氏祠堂
对于江南而言，徽商在很多地方都是外来者，他们在城镇乡村聚居，逐渐开枝散叶，生根发芽，由侨寓商人成为当地的土著，从而完成了由祖籍地缘向新的社会圏的转移。由于徽州人持续不断地迁入，他们人数众多，再加上财力雄厚，且人群素质相对较高，故而对于江南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大致说来，最主要的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为江南社会输送了大批的人力资源，并在江南独特的人文环境滋养中，涌现出各类杰出人才。许多徽州人走出万山之中后开拓了眼界，不仅促进了各地的发展，对徽州本土也起着重要意义。胡适先生曾经说过，“我乡人这种离家外出，历尽艰苦，冒险经商的传统，也有其文化上的意义。由于长住大城市，我们徽州人在文化上和教育上，每能得一个时代的风气之先。”因此在中古以后，有些徽州学者——如十二世纪的朱熹和他以后的，尤其是十八、九世纪的学者如江永、戴震、俞正燮、凌廷堪等等——他们之所以能在中国学术界占据较高的位置，都不是偶然的。
从明清进士一直到现当代政治、经济、文化，徽州出了很多著名人物。理学家朱熹祖籍婺源，朴学大师戴震出自休宁，红顶商人胡雪岩祖籍绩溪，铁路专家詹天佑祖籍出自婺源。胡适先生曾经说，徽州人正如英伦三岛上的苏格兰人一样，四出经商，足迹遍于全国。最初都以小本经营起家，而逐渐发财致富，以至于在全国各地落户定居。因此你若在各地旅行，总可以发现许多原籍徽州的人。例如姓汪和姓程的，几乎清一色是徽州人。其他如叶、潘、胡、俞、余、姚诸姓，也大半是源出徽州。
徽商对于江南社会的第二个影响是带来了财富与规范，尤其是商业规范。在明代一些徽商的资本规模是数百万两白银，到了清代前期一些大的徽商资本多达上千万两百银，这使得徽州民间的借贷资本非常充裕，一般人很容易获得民间借贷的融资作为外出务工经商的资本。正是因为这一点，使得小本起家者大大增加。
明清以来江南各地流行一种“徽会”，就是以徽州人约定俗成的规范做会。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一书中指出：不久以前，有人提出一个比较简单的互助会办法，叫徽会，据说这是从安徽传来的。这个会的收款次序及每个会员交纳的款数，均事先约定。
▲ 左：会书；右：徽州商业书
徽州人契约意识非常强烈，他们制订的经营规范成了江南各地普遍的商业规范。根据前人的研究，在长江中下游一带，典当业的人事组织有徽帮式、宁波帮式和绍兴帮式等几种代表性的典当业组织。其中，“以徽式典当的组织最为严密，责任明晰，合于管理精神”。典无废人，经营管理的制度化，是徽州典当经营文化的一个特点。
第三，徽商对于明代以来江南城镇化进程有着重要影响。当时长江中下游地区广泛流传着一句俗谚：“无徽不成市镇”，根据胡适先生的说法，在长江中下游一带，一个村落如果没有徽州人，那这个村落就只是个村落，徽州人进去了，就会开设店铺，逐渐发展出商业，从而将一个村落变成市镇。胡适本人是徽州绩溪人，他出自徽商世家，他对“无徽不成镇”的解释虽然略有夸张，但其中心意思是说——徽商在江南许多地方的城镇化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的确在明清时期，长江中下游各地城镇中徽商随处可见，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徽商与江南城镇发展的密切关系。
明清徽商对江南社会的影响，四是反映在社会文化方面。徽商的活动，曾引起明清时代江南社会风尚的重要变化。徽州的祭祀礼俗恪遵文公（也就是朱子）家礼，由此形成的“徽礼”在徽州乃至徽商所到的整个南中国地区都有重要的影响。侨寓各地的徽州移民，通过家祭、祠祭、墓祭、会馆祭等，使得徽州的礼俗为世人所熟知。精密详备的徽礼，使得侨寓异地的徽州人大大区别于其他各地的人群。
另外，明代中叶以来，徽商在江南各地大规模地收购古玩、文物，曾经引起整个社会鉴赏时尚的变迁。财聚力厚的徽商凭藉巨额资产，大量收购金石、古玩和字画。最初，那只是对士大夫生活方式的一种盲目模仿。他们认为：“雅俗之分，在于古玩之有无。”因此不惜重价，动辄成百上千件地收购。这种举动曾受到文人士大夫的嘲笑。在万历前后，江南一带的西汉玉章纷纷被徽州富人以高价购去，有人就认为这是邯郸才人嫁为厮养卒妇，甚至还刻薄地喻之为官印堕于毛厕。显然，在他们的心目中，徽商不过是些附庸风雅的暴富财佬。当时的不少文人皆投其所好，挖空心思地骗取商人的钱财。
明清时代，由于购买的赝品多了，久病成名医，徽州人逐渐提高了自己的艺术鉴赏水准，涌现出不少赏鉴名家，收藏的精品多海内知名。在东南文化市场上，新安商人俨然成了执牛耳者。当时有一句话叫“徽人为政，以临邛程卓之资，高谈宣和博古图谱”。由于徽州人席丰履厚，独具慧眼，赏鉴精到，以至于整个社会的审美旨趣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明代文学家、史学家王世贞（苏州太仓人）就曾经说过，明初绘画崇尚宋人，但自嘉靖后期以来忽重元人手笔，以致从倪元镇到沈周的画幅陡然间增价十倍；瓷器原先以五代宋朝的哥、汝诸窑为珍，隆庆末年以后“忽重宣德以至成化，价亦骤增十倍”。他认为究其原因，“大抵吴人滥觞，而徽人导之”。所谓“吴人滥觞”，指的是苏州作为传统上的文明渊薮，“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徽人导之”就是说徽商作为后起之秀，居然取前者而代之，从而为自己赢得了一个“近雅”的评价，并对时尚变迁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以上四个方面都反映了徽商对于江南社会的重要影响。
结语
徽州地处皖南的低山丘陵地带，从地理环境来看是相当闭塞的。但由于徽商的不断外出，又不断地将经商所获得的利润汇回徽州本土，将各地的精英文化和通俗文化不断地引入徽州，再加上长期以来徽州商人重视文化积累，所以徽州文化也就表现出通俗文化与精英文化同生共荣的奇特景观。
从总体上看，具有强烈契约意识和极强生存竞争能力的徽州人在中国商界称雄了几百年。受徽商和徽州文化影响的地域非常之广，关于这一点，明清时代长江中下游一带“无徽不成镇”的俗谚，就足以说明。
徽商所到之处，往往要建立徽州会馆作为徽州人相互联络感情的据点。中国南方的许多地方，都有徽州会馆，徽州会馆有的也叫“紫阳书院”，“紫阳”是指朱熹。朱熹的祖籍是在徽州婺源，“贾而好儒”的徽商就将自己的会馆称为紫阳书院并供奉朱熹。之所以在会馆中供奉朱熹，是因为徽商认为自己是儒商、士商，至少是喜欢文化、有文化、有修养的商人。有的徽州会馆也叫“徽国文公祠”，“徽国”也就是徽州，“文公”指的也是朱熹。可见，明清时代的徽商非常注意利用传统的地方文化资源。在异地他乡，朱熹成了徽州商帮的精神支柱。朱熹与徽州商业文化的密切关系，不仅有助于加强徽州商帮的内在凝聚力，而且在五方杂处的繁华都市，祭起朱子的旗号，无疑具有高自标置的作用，使得徽商在诸多商帮中鹤立鸡群。
由于席丰履厚、移民持续不断、人群素质相对较高，因此，徽商对于江南社会有着重要的影响。它为江南输入了大批的人材、带来了财富和规范、促进了城镇的繁荣，对于明清江南的社会文化，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我们研究明清时代的社会文化，需要特别重视徽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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