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在东南地区活跃着一支由台湾少年儿童组成的团体——台湾少年团。它在战火中成长壮大，发展为一支拥有百余人的队伍，成为台湾人民支持祖国抗战的典型代表。
少年团团员在前线慰问演出《海军舞》。
台湾少年团的成立
台湾少年团的发起者是李友邦，他是台湾台北和尚洲人，1906年生，自幼目睹日本帝国主义对台湾的殖民，充满抗日思想。1922年，正在台北师范学校读书的他与弟弟李友烈袭击当地派出所，被学校开除。日本殖民当局前来抓捕，他连夜逃往祖国大陆。1924年，进入黄埔军校学习。在孙中山先生革命精神的感召下，他以驱除日本势力，使台湾重回祖国怀抱作为目标，并为此不懈奋斗。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开始筹建由台湾人组成的抗日团体。
台湾被割让给日本后，便一直有不愿被奴役的台胞前往祖国大陆生活，其中大部分留在福建。1938年3月，福建省主席陈仪突然将省内台胞于一夜之间全部逮捕，集中到崇安县做苦工。李友邦闻讯后，在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的引荐下拜会陈仪，提出以崇安一带的台胞为基础，组建台湾义勇队，参加抗战。得到同意后，李友邦于10月来到崇安，很快动员到约300人，开始组建台湾义勇队。
在崇安的台胞中，还有一些未成年的儿童，无法担负义勇队的工作。为了使他们得到妥善照顾，李友邦又策划成立台湾少年团。1939年初，在得到政府的承认后，李友邦将第一批台胞带到浙江金华。1939年2月22日，在当地酒坊巷18号正式宣布台湾义勇队和台湾少年团的成立。少年团的成员最初为6人，他们都是义勇队成员的子女或弟妹，由李友邦从崇安带出。
英姿飒爽的台湾少年团团员。
台湾少年团的活动与发展
台湾少年团成立的目的是使团员得到妥善的照顾，同时着眼于台湾的解放与长期建设，并且“以帮助祖国抗战为目下工作中心”。为了达成这一目的，台湾少年团进行了一系列活动，使自身得到发展，也为抗战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少年团的成员来自日本殖民下的台湾，长期接受奴化教育。因此，对他们予以必要的教育，以适应祖国内地的环境与抗战的需要便成为首要任务。根据这一任务，台湾少年团针对团员设计了三方面的学习内容：基本常识、抗战救国与台湾解放相关理论、从事实际工作的技能。与之相对应的课程则有语文、算术、写作、台湾史地、台湾革命理论、台湾革命史迹、中日关系、日本在台奴化政策、儿童问题、日语、歌咏、军事操、戏剧舞蹈等。虽然学习条件十分艰苦，没有课本、油印机以及系统的学习时间，简陋的教室中只有几套破旧的课桌椅和几块二尺左右的小黑板，但团员们还是利用各种条件开展学习。如1941年第二次浙东战役期间，少年团在浙江江山县获得相对安定的环境，于是便利用这段时间展开了三个月的教育计划。
经过一定的教育之后，团员们的综合素养大大提高，并很快在抗战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其中最主要的便是宣传与策反工作。在少年团成立后不久，团员们便开始利用一切机会进行抗日宣传。1939年4月，进行了成立后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公演，演出了《日落西山》《松花江上》《在太行山上》《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之歌》等歌曲；以及多幕歌剧《农村曲》、多幕话剧《杏花·春雨·江南》、独幕剧《台湾小主人》《放下你的鞭子》《最后胜利》《打杀汉奸》《台湾之路》等。1940年上半年，团员们与义勇队的大人们一起前往江西、福建、江苏等地作劳军宣传。1941年则在浙江省内的衢州、兰溪、宁波以及安徽南部活动。1941年底至1942年3月，又在福建省内的崇安、南平、永安、连城、龙岩、漳州、晋江、惠安、莆田等地作巡回宣传。《福建新闻》专门以特刊赞扬少年团的工作，《东南日报》则称赞他们是“抗日宣传的有力劲旅”。尤其是在少年团发源地崇安进行的宣传演出，取得极好效果。看完演出后，在当地居住的台胞纷纷把子女送到少年团，有力促进了少年团的发展壮大。
而在策反方面，团员们则利用自己来自台湾且熟悉日语的优势，对接触到的日本人和台湾人进行工作。如有一位叫梅本源一的日本俘虏，在听到团员们会讲日本话后，感到很惊奇。在交谈中，他向团员们介绍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如何在国内欺骗民众，同时妄图以“以华制华”方式灭亡中国的计划。当听说团员们都是坚持抗战的台湾人时，更增加了他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痛恨。而一位叫林琬钟的台湾俘虏与团员们交谈后，也感觉到能“真正地把握住人生的意义”，能“分析侵略与反侵略的是非曲直”。此外，团员们还经常用日语和闽南语等进行广播，向敌方宣传抗战主张。
随着活动范围和影响力的扩大，台湾少年团也开始与其他同类团体展开交流，以进一步巩固自身的发展基础。他们曾邀请新安旅行团派人加入台湾少年团。新安旅行团是由人民教育家汪达之创立的旅行修学团体，也由儿童组成。在10余年的时间里，新安旅行团行程45000多里，被誉为“中国少年儿童的一面旗帜”。新安旅行团派出人员教授台湾少年团团员各种宣传技能，并开展演出，同时还协助健全了团内的各种自我管理机构。此外，广州儿童团、厦门儿童救亡剧团、七七少年剧团、开封孩子剧团、小小剧团、浙西小剧团等儿童抗日团体也与台湾少年团保持着密切的往来。
与此同时，台湾少年团还与其他各国少年展开交流。如在中苏文化协会的号召下，团员们给苏联儿童写信，表达了希望苏联支持中国抗战，并与苏联儿童保持良好关系的愿望。而朝鲜三一少年团这一时期正在桂林等地活动。该团团员都是反抗过日本殖民统治的朝鲜流亡者的子女或弟妹。台湾少年团团员与他们有相似的经历，便与其保持通信往来，互相鼓励，希望有朝一日能回到故乡。
通过不懈的努力，台湾少年团的影响力不断扩大，自身也得到显著发展。到1943年时，少年团团员总数已达117人，同时也形成了以团长——指导员——小队长——团员为基本框架的相对完善的组织架构。
李友邦将军与夫人严秀峰。
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
早在大革命时期，李友邦便与共产党员有密切来往。大约在1930年前后，李友邦还参与了杭州国立艺专共青团组织的创建活动，还成为共青团杭州中心市委委员。1932年，李友邦因牵涉参与共产党活动，被关入浙江省陆军监狱。在狱中，他又与先前被关押在那里的共产党人有着密切的交往。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李友邦在街头遇到曾与他一同关押的共产党员骆耕漠。当得知骆漠正在丽水一带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后，李友邦开始产生了组织台湾人参与抗日的想法。而在台湾义勇队成立后，李友邦又邀请骆耕漠等人前来传播革命思想，并进而影响了与义勇队有密切关系的台湾少年团。
此后，李友邦更是让自己的秘书、中共地下党员夏云主持少年团的工作。夏云将中国共产党培养干部的方法贯彻到少年团中。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少年团各项工作规范化。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也关心着台湾少年团。1940年4月，周恩来途经金华，当地党的负责人向周恩来汇报了李友邦和少年团的情况。为了保护李友邦，周恩来此次并未与他见面，但指示有关人员要尽量避免暴露与李友邦的关系，以免影响各项工作的开展。而在此后的工作中，有关人员一方面保持对台湾少年团的影响力，同时也坚持开展合法活动，防止暴露身份。
少年团内部一度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下支部，夏云等人还在少年团内部成立台湾共产主义少年团，并且吸纳了5个成员。夏云等人向他们讲授中国革命的基本特点、革命小故事等内容。不久，1位团员无意中向父亲谈及此事。上级组织经研究后，认为此举会暴露夏云等人的身份，要求停止活动。台湾共产主义少年团也因此宣告结束。
但中国共产党在少年团内的影响并未因此消退。1941年初，夏云赴上海开展敌后工作，李友邦要求派其他党员担任自己的秘书。新任秘书潘超将少年团团长王正南于1944年发展成党员。而另一位中共党员朱枫曾协助李友邦建立少年团，并且将自己的女儿送进少年团。皖南事变后，朱枫的丈夫朱晓光逃离上饶集中营，李友邦则将夫妇二人一起接到台湾少年团驻地予以保护。
战后结局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少年团的成员们于9月集中在厦门，等候船只返回台湾。在等候期间，团员们还积极为回台之后的巡回演出做准备；同时整理了在祖国大陆进行抗日活动的资料，准备回台后进行展览。但直到年底，当局才派遣两艘客轮，送义勇队及少年团成员回台。与此同时，李友邦则率台湾义勇队先遣队成员返回台湾，协助保管物资及维持当地社会秩序。
1946年初，台湾少年团在台北被当局勒令解散，这个具有光荣历史的团体宣告结束，团员四处流离失所。而李友邦也在1947年因涉入“二二八”事件被捕，后经保释出狱。出狱后，他因从事反蒋活动而于1951年再度被捕，并于次年4月22日遇害。一代抗日英雄最终以悲剧谢幕。
1995年，北京举行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庆典，李友邦的夫人严秀峰也应邀参加。此后，在她的不懈努力下，与李友邦及台湾少年团有关的纪念活动相继展开，李友邦纪念馆也得到建设。李友邦与台湾少年团的事迹逐渐开始为人所知，并成为血浓于水的两岸亲情的生动写照。
（顾亚欣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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