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失联
1985年，我在陆军第一集团军纪检办公室当主任。第二年正月初三，不识字的父亲跟着在上海警备区工作的表弟到部队来看我，这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来我的小家。
那时从我老家到浙江湖州军部，坐汽车、火车要转五次。由于春运火车特别挤，在河南郑州转车时，父亲和我表弟走散了，他上了车，表弟却没上去。父亲身上只有到上海的火车票、几元现金，还有带给我的土猪肉等家乡特产。他非常节省，在车上不舍得买吃的，一直饿着。
火车到了苏州，他就下了车。后来我问他为什么在苏州下车，他说有好几个当兵的下车，他就跟着下去了，哪知当兵的走得快，一会儿就不见了。
父亲除了知道我的名字和我是个当兵的外，其他什么都不知道。怎么找到儿子的部队呢？
苏州人听不懂父亲的话，他就凭着儿子是当兵的这一特点，见到穿军装的就求他们帮他找儿子。别人问他儿子在哪个地方当兵，是干什么的，他只会一遍遍重复“儿子叫陶正明，当兵的”。这么简单的信息，别人自然没办法帮他。
严寒的冬天，雨夹雪下得很大，父亲不停地走，走了一天一夜，沿路不断地打听。初五下午，他看到一个军营大门，当兵的拿着枪站岗，他立刻像遇到救星一样，赶忙请战士帮帮忙。
但由于父亲提供的信息过于简单，又是农民穿着，衣服湿透，背着布袋子，哨兵只当他是个上访的，或是讨饭的，或是精神病人，几次驱赶。父亲就是不走，他认为在这里安全踏实，因为有当兵的站岗，就能够找到儿子。天黑了，别人晚饭都吃了，父亲还在墙边蹲着，嘴里不停地说：“我找我的儿子，他是当兵的！”
（入伍新兵在火车上向亲人们挥手告别。新华网摄于广西，2013年9月5日）
2
转机
事也凑巧，父亲找到的这个部队是军炮兵旅。那天旅政治部陈副主任正好坐车回家，父亲知道坐小车的是当官的，就去拦车，大声喊“我要找儿子，儿子是当兵的”。
车停了，陈副主任问父亲是哪里人，儿子叫什么名字。父亲回答后，陈副主任立即指示值班室电话询问，联系上了我。当时，我和家人正在为走失的父亲焦急万分，突然听到电话那头父亲亲切而熟悉的声音，顿时又惊又喜又难过！
陈副主任立即通知了组织科（师以下纪检部门设在组织科）林超科长。因为当天太晚了，苏州到湖州的公共汽车已经停班，林科长就把在家的干事全动员起来，派人把父亲接到招待所，叮嘱伙房做饭，并搬来煤球炉子，帮他烤干衣物。不一会儿，父亲就吃上了热腾腾的肉丝面。
这一夜，尽管卧室、床和铺盖是他有生以来见到的最漂亮、最舒服的，尽管他两天两夜未合眼了，但他想儿子、想儿媳妇、想孙女，一直睡不着，不停地起来看窗户外天亮了没有。初六一大早，林科长陪父亲吃了饭，把父亲送到长途汽车站，买好票送上车，目送汽车远去才离开。
3
相见
我和妻子早早赶到湖州市长途汽车站等候着。父亲下车看到我们，满脸笑容，连忙说：“你在这么远的地方当兵，这一趟真是怪难的，你们快去谢谢那几个领导。”
我连忙从父亲肩上拿下包裹，背起来，带他回军部的家。妻子去帮父亲买帽子、衣服。在车上，父亲讲了他路上的遭遇，我听着听着泪水止不住地流。
到了军部，女儿见了爷爷有点陌生，看了看我，又看了看爷爷，发现我俩长得像，聪明的她一下子就明白这是自己的亲人，是爸爸的爸爸。
她扑进爷爷怀里，哭着说：“这几天，爸爸妈妈天天念着爷爷，担心你走丢了，我没有爷爷了！”
女儿哭了，父亲哭了，妻子哭了，我也哭了！父亲用手抹干脸颊上的泪水，对女儿说：“孙女乖乖，你要好好读书认字，你爷爷就是因为家里穷，从小没上学，是个睁眼瞎，来找你们才吃了这么多苦。”
听了父亲的几句话，女儿不哭了，好像一下子懂事了许多。她读书从未马虎过，这是最值得爷爷骄傲的事。
妻子给父亲买了新衣服，又让他到军人服务社澡堂洗了澡。
父亲换上了新衣服，戴上了新帽子，一下子显得年轻了许多，驼着的背也挺直了一些。我们陪着他到湖州照相馆照了一张相，这是他这辈子留给我们唯一的珍贵相片。
父亲劳作惯了，闲不住。吃完中饭，他就帮我种菜（那时工资少，军部在乡村，我们种了几块地），种好菜，他又到处找活干。我劝他多歇歇，可等我们上班了，他看到警调连战士在打扫军部大院，便去和战士们一起干，铲杂草、通水沟、扫树叶。战士们开始不让他干，后来知道是我的父亲，就主动给他水喝，拿毛巾让他擦汗。
4
告诫
星期天，我陪父亲到杭州去玩。第一站看西湖，听说景点要花钱买门票，他就说：“这有什么看头，不就是一个大水塘吗，我们老家哪个湾子没有？不过，这个塘大，塘边上栽的树、花、草，比我们那里的塘边好看。我回去后也要照这个样子做，让湾子的塘四周也好看。”
一听说到了岳王庙，他主动要进去看。他仔细端详着岳飞的坐像，对我说：“我从小就听说书，最爱听杨家将、岳飞的故事。岳飞也是个当兵的，他母亲在他背上刺了‘精忠报国’几个字。”我带着他去看那四个字，他突然冒出一段话，深深触动了我：“这几个字这么大，要用好大的墨块，肯定很重，够岳飞背的哟。当兵就要当岳飞那样的兵！”
（图为武警武汉支队的新兵们重温军人誓词。新华社|史伟2011年3月摄）
中午，我俩找了一个小饭馆，点了两个菜一个汤，打了四两酒、两碗饭，花了十多元钱。他一再说太多了，太贵了。最后剩下些残汤剩饭，他把这些都倒进汤碗，吃得干干净净。晚饭我们是回家吃的，他说中午吃多了，晚饭就不吃了。
过了几天，我到无锡市一八一师去组织纪检干部集训，为时一周。父亲提出和我一起去，我就带着父亲住进五四一团招待所。第一天晚饭时，王敬喜师长、赵太忠政委知道了此事，特意赶过来，用师农场的自酿酒宴请我们父子俩，我甚为感动，终生铭记。
当我父亲知道是两位师长（他不懂政委是什么官，我只好说也是师长）来陪他吃饭时，一下子站起来，两条腿不停地抖，头上直冒汗，话都不敢大声说，他说从来没这么近看过这么大的官。
王师长和赵政委哈哈大笑，一边劝他喝酒，一边对他说，你儿子干得好，年纪轻轻就正团了。父亲见到了两位师长，又喝了不少酒，那天晚上特别兴奋。回到房间，他拉着我坐在他床边，拍着我的手，不厌其烦地说起旧话：
“老大呀老大，不管你在部队里当什么，四邻八乡的熟人见到我，说我有两个儿子是当兵的，我就欢喜，干活不觉得累，走在路上都觉得比别人高一头！你爷爷经常对我和你伯父讲，人一辈子，再穷不摸错口袋，晚上睡觉不摸错床铺，再受冤枉都不要害人整人，逃荒要饭也要让儿女读书识字。这次见到你住的房子比我好，媳妇也能干，孙女也乖，学习好，我就放心了！我就来这一次，再不会来添事了！你多在部队里干活，不要回家，回来花工夫又花钱。我们在家不用你操心。”
我听得泪流满脸，泪珠滴落到父亲的双手上。过了几天，我送父亲到南京，他从南京坐轮船回家。这样安排，一是让他坐坐船见识见识，二是坐船舒服些，三是坐船比乘火车便宜。最后一条是父亲选择坐船的主要理由。
（图为长沙火车站，一位刚入伍的新战士透过车窗与亲人依依不舍地打电话告别。湖南日报|郭立亮2010年12月10日摄）
5
永别
父亲这次看望我们之后的十年整，我听了他的话，没有回过一次家。等我再次回家时，竟然是为他老人家去天堂送行！
听家里人讲，父亲临走的那天，吃好晚饭，看了两集《水浒传》，就躺下睡觉了。凌晨，他便安详地走了，他的心脏和大脑太累了，要休息了。
凌晨三时我收到噩耗，早上立即向政委报告请假。首长说：“原定上午政工会你还要主持，下午走吧。”下午，我在杭州殡仪馆买了一个大理石骨灰盒，乘飞机赶到武汉，又坐汽车颠簸到大悟，赶到乡下灵堂已是晚上九点多钟了。我看到父亲静静地躺在那里，还是那么慈祥！我扑上去，将自己的脸轻轻地贴在父亲的脸上，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晕过去了。
一阵晕厥后，我睁开眼，对着父亲耳朵轻声说：“父亲呀，知道您不会责怪我们的，但我还是要对您说对不起，您一辈子吃了那么多苦，没有歇息一天，我也没有好好陪过您，我早应该多回来看看您。您走得太匆忙了，我工作的新单位您还没去过，为您准备的房子还空着。也是我们的无知和疏忽，没有给您体检，使得您生病了没有早治疗，走得这么早、这么快呀！”
刚刚67岁，生我养我的父亲！
文：陶正明，原江西省省军区政治委员。
本文编自《我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从大别山农家子弟到共和国将军的成长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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