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桥哲哉 | 靖国神社的“炼金术”:被操弄的民众情感

编辑:新史学19022019-08-20 10:06:32 关键字:日本,炼金术,民众,国家,帝国主义,信仰,宗教,问题,战争,天皇

原标题:高桥哲哉 | 靖国神社的“炼金术”:被操弄的民众情感

靖国神社的前身是1869年设立的东京招魂社,在10年后的1879年改名为靖国神社。日俄战争后,它成了日本祭奠阵亡者的核心设施,被河上肇称为日本“国家教”的设施。就靖国神社的历史而言,从其建立时起,便与日本近代国家进行的每一次战争都密不可分。靖国神社通过“感情的炼金术” 把战死的悲哀变成幸福的一个转化装置,其最大的作用不在于对战死者的“追悼”,而是对战死者的“彰显”

从19世纪下半叶到1945年日本战败,日本的帝国主义侵略给亚洲国家的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日本首相一再参拜靖国神社之举既是“战后”日本所继承的“帝国”负的遗产的象征,也是近年来日本社会急剧右倾化的象征。“靖国问题”是判断日本的态度的试金石,它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日本学者高桥哲哉的《靖国问题》一书对有关靖国神社的各种“问题”进行分析和整理,从中选出“感情”“历史认识”“宗教”“文化”“国立追悼设施”5 个论点,将靖国神社何以成为“问题”条分缕析地展示在我们面前。

*文章节选自《靖国问题:理解战后日本社会的一个参照系》([日] 高桥哲哉 著 三联书店2018-8)“第一章 情感问题——在追悼与彰显之间”。文中插图选自《“神国日本:荒唐的决战生活》([日] 早川忠典 著 三联书店2015-9)。感谢三联书店授权转载。

高桥哲哉 | 靖国神社的“炼金术”:被操弄的民众情感

靖国神社祭神遗属铁路乘车证。在有效期限内,持票人可在东京“市内”免费乘车。总之,这就是一张靖国神社周边景点的环游车票。注意事项中还写道:“请将本乘车证带回家以作纪念。”

文 | [日]高桥哲哉

靖国神社给人们带来了什么?

靖国信仰让人们相信“为国家而死”、“为天子”献出自己的儿子和丈夫是神圣的行为,它给那个时代的日本人的整个生和死赋予了最终的意义。早在20世纪30年代超国家主义登场之前,河上肇目睹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实现“日韩合并”之后国家主义抬头的状况,就一语道破了日本的国家主义是他称为“国家教”的宗教。

靖国神社是大日本帝国军国主义的支柱。事实确是如此,但重要的是,我们不应该仅仅停留在靖国信仰是否曾经使日本人成为“军国主义者”这一层次上。我认为,在更深层的意义上说,问题的核心在于靖国信仰在当时所发挥的作用,那就是它规定了日本人的生与死的意义

靖国信仰让人们相信“为国家而死”、“为天子”献出自己的儿子和丈夫是神圣的行为,它给那个时代的日本人的整个生和死赋予了最终的意义。如果说给人们的生和死赋予最终意义的东西是“宗教”的话,靖国信仰正是这样一种“宗教”。不管人们如何界定“国家神道”这一概念的内涵,它都是奉“天子”即“国家”为神的宗教,奉天皇即国家为神的宗教。正因为它是奉天皇即国家为神的宗教,为天皇即国家而战死的人才被当成了“神”。

从本质上说,这与河上肇1911年发表的《日本独特的国家主义》(载《中央公论》第三号)一文中的分析是一致的。早在20世纪30年代超国家主义登场之前,河上肇目睹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实现“日韩合并”之后国家主义抬头的状况,就一语道破了日本的国家主义是他称为“国家教”的宗教。

日本是神之国。也就是说,国家即是神。这是日本人普遍的信仰。即使没有明确意识到这一信仰,但只要提一下,一般的日本人肯定都会赞同的。

对日本人来说,神就是国家。而天皇则是这个神圣的国体的代表者。可以说,把抽象的国家神加以具体化的便是我国的天皇。所以,按照日本人的信仰,皇位即神位,天皇即神人。

在这里特别要注意的是河上关于日本人对待日清战争、日俄战争阵亡者的态度以及关于靖国神社的论述。

现代的日本人没有宗教上的烦闷(尽管在现在这个动荡的时代,本应产生许多宗教上的烦闷),绝大多数人都是坚定不移的国家教的信徒。对他们来说,国家就是人生的目的。为国家而生、为国家而死是他们的理想。因此,虽然在日清、日俄两次战争中死去的壮丁难以计数,但是我们日本人没有因此而陷入怀疑和烦闷,也不会陷入怀疑和烦闷。

(中略)

国家主义已经成了日本人的宗教。所以,看呀,为国家主义而牺牲的人,死后都被当作神来祭祀。靖国神社便是如此。所以我的同乡前辈吉田松阴先生也因此而被尊崇为神,伊藤博文公爵也被当作神来祭祀。

日本虽然在日清战争和日俄战争中获胜,作为殖民帝国成为“列强”的一员,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大量的“壮丁”死于战争。尽管如此,许多日本人没有陷入对战争和国家的“怀疑和烦闷”,也不会陷入“怀疑和烦闷”,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日本人已经成了“国家教”的信徒。而且,正因为如此,才有把“国家教”的所有“殉教者”当作“神”来祭祀的靖国神社

作为日清、日俄战争战场的朝鲜的死者们以及作为敌国的中国和俄国的死者们自不必说,日本本国的死者人数之多也是空前的。尽管如此,在日本却没有产生对国家的“怀疑和烦闷”。“把为国家而生、为国家而死当作理想”的日本人的国家教,在经过近一代人的时间之后,与“为国献独子光荣寡母热泪座谈会”“仰拜招魂之仪”一脉相承。

高桥哲哉 | 靖国神社的“炼金术”:被操弄的民众情感

被邀请参加1942年靖国神社临时大祭的遗属们

被压抑的悲哀情感

一切附着在战争上的令人厌恶的东西、悲惨的东西、腐烂的东西都被抹去,塑造出了一个带有日本土著的“眷恋”之情的独特的“崇高”形象。桥爪文三对老妇人们(在“热泪座谈会”上“没有丝毫抱怨,也没有丝毫软弱”的话语感到“不胜爱怜”,然而,事情果真如此吗?

如果仅仅从意识形态上来批判靖国信仰的话,那么,只要用“战士们的血的海洋”和亚洲各国受害者们的“血的海洋”来和“热泪座谈会”“仰拜招魂之仪”所描述的情景相对抗就足够了。在“热泪座谈会”上,“仿佛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宗教式的幸福情感”,以及在“仰拜招魂之仪”中“透彻灵魂深处的深深的感动”的世界里,由日本军发动的战争造成的“血的海洋”的形象完全被抹消了。这正是“升华”的意义所在。一切附着在战争上的令人厌恶的东西、悲惨的东西、腐烂的东西都被抹去,塑造出了一个带有日本土著的“眷恋”之情的独特的“崇高”形象。

我并不认为这些言辞,特别是老妇人们在“热泪座谈会”上说的话不反映当时人们的真实情感。它们或多或少都是当时人的真实情感的表露。但是,它们同时也是虚假的。它们既是真实的也是虚假的。说它们是虚假的,不仅仅是因为它们没有触及战争的现实——即人们在战场上死去这一现实,最重要的是它们压抑或者忽视了对战死的“怀疑和烦闷”,压抑了悲哀的情感。桥爪文三对老妇人们“没有丝毫抱怨,也没有丝毫软弱”的话语感到“不胜爱怜”,然而,事情果真如此吗?

例如,中村在前面引用的座谈会谈话的最后说:“没错儿,想到孩子再也回不来了,心里头那个难受啊。可一想到孩子是为国家死的,还被天子夸奖了呢,就像什么都忘了似的,高兴得来精神儿啦。”在桥爪引用的这一部分里,中村说“想到孩子再也回不来了”就“心里头那个难受啊”,刚刚说到这儿,就被“一想到孩子是为国家死的,还被天子夸奖了呢,就像什么都忘了似的,高兴得来精神儿啦”压抑下去了。悲哀的情感一露头,立刻就被“为国家”去死、为“天子”去死的喜悦的情感压抑下去了。

在老妇人们在座谈会上的发言中,桥爪没有引用的那部分更清楚地表现出了她们内心的动摇。

森川 明明知道孩子已经死了,可一看到那些精神饱满的士兵们,俺就会想,他在什么地方也像这样子地活着呢。一个人的时候,不知咋的就会这么嘟哝。到了夜里,俺做娘的这心哪,就会一个劲地想,可怜啊、可怜啊。可马上就会想,孩子死得光荣啊,死得光荣。这么着,不知不觉就露出笑脸啦。

并不是“没有丝毫抱怨,也没有丝毫软弱”,只不过桥爪没有引用“抱怨”的话罢了。

高井 当爹妈的,谁当了逃兵,谁没当逃兵,听人家说这说那,俺就想,俺家的孩子可不能做那样的事。

(中略)

孩子出征的时候,俺嘴上是说“不准当逃兵啊”,可心里还是觉得可怜,怎么也不想让孩子去死。虽是这样,可孩子是送给天子的啊,怎么能当逃兵呢?像咱们这种啥都不是的人家的孩子,还能给天子派上用场呢。

高井上面这一段话,直率地表达出对战死的独子“还是觉得可怜”的“父母心”,流露出了“哀痛”之情,那是一种无法完全接受独子之死的悲哀之情。

虽然这一类情感不管是否诉诸语言,一概被压抑下去,而代之以“光荣”的情感、“送给天子的孩子”、“给天子派上用场”的情感,但是,它至少揭示了遗属们内心中悲哀的情感和光荣的情感之间的冲突。

高桥哲哉 | 靖国神社的“炼金术”:被操弄的民众情感

西条八十文与田中比佐良画的《战线与后方的花束》局部。《主妇之友》1937年12月号。一幅描绘后方的妻子和前线的丈夫相互思念的两张图片并列在一起的超现实主义的作品

在战争中失去亲人的遗属们拥有的最自然的情感便是悲哀。作为一个个体的人,从亲人的死当中能感受到的只能是悲哀(当然,亲人之间互为仇敌的特殊情形另当别论)。一般来说,尤其是在亲人不是寿终正寝,而是“死于非命”的情况下,遗属们的悲哀、无奈和怨天尤人的情感就越发强烈。

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说,一个人在突然失去自己或多或少爱着的对象时,他的情感是“由丧失而来的悲哀”。在亲人阵亡之后,遗属们会陷入悲哀的情感之中。正如前面引用的“光荣母亲”森川所说的那样:“明明知道孩子已经死了,可一看到那些精神饱满的士兵,俺就会想,他在什么地方也像这样子地活着呢”。这正是无法立刻接受所爱的亲人在战争中死去这一现实的心理状态。这时候,对于自己所爱的亲人——对森川来说,死去的是自己唯一的儿子——为什么要在战争中死去,遗属们试图寻求一种解释,用来填补对于丧失亲人的悲哀、无奈、怨天尤人的情感。为什么亲人——唯一的儿子——要战死?如果遗属们获得一种能让他们接受的解释的话,他们就会从无尽的悲哀、无奈、怨天尤人的痛苦情感中解脱出来。

这时他们得到的解释就是:他们的亲人是“为国家而光荣战死”的,他(她)们因此而成了“拥有一个能给天子派上用场的儿子”的“光荣母亲”。在当时的日本,“国家”和“天子”是至高无上的绝对存在,没有比“国家”和“天子”所赋予的意义更崇高的意义了。河上肇所说的日本的“国家宗教”,正是给日本的战死者的死赋予意义,进而给“为国家”奉献出生命的日本人的生与死赋予意义的被称为国家的神,即至高无上的存在。

高桥哲哉 | 靖国神社的“炼金术”:被操弄的民众情感

“陆军的参拜”。《靖国神社临时大祭实况》明信片(套)

“圣战”“英灵”“彰显”

菱木政晴指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净土真宗举行的祭奠阵亡者的仪式具有以下三层意义,即把本国的战争视为正义的“圣战”,把阵亡将士美化为“为国而死”的“英灵”,以及“彰显”“英灵”,号召其他国民“继承英灵的遗志”。这也正是构成靖国信仰的三个最根本的要素。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区,以“感情的炼金术”为核心的“英灵彰显”仪式既可以以神道方式,也可以以佛教甚至基督教方式举行。只不过在近代日本,神社神道的“国家祭祀”的方式被特权化了而已。

大日本帝国之所以要赋予天皇的神社靖国神社以特权,不断举行祭奠活动,把阵亡的军人和军队中的文职人员彰显为“英灵”,既是为了慰藉遗属,绝对不能使国家成为遗属们不满情绪的发泄对象,同时,更是为了通过赋予阵亡的军人和军队中的文职人员以最高的荣誉,确保继他们之后有人愿意“为国家而死”。凡是阵亡的人,哪怕只是一名小小的兵卒,也能得到“天子”的参拜,也能感受到“天子”的恩德。其威力是极其巨大的。

下面这则资料虽然与靖国神社没有直接关系,但它揭示了这种“感情的炼金术”的内在机制。其实,早在《应为阵亡者举行大祭礼》一文发表十多年前的1883年,明治政府为祭奠在西南战争中阵亡的政府军死者,在大阪的中之岛树立了一座“明治纪念标”。净土真宗大谷派1的法主和神道的神官,以及佛教其他宗派的法主一同出席了祭奠仪式。下面是关于这次仪式的报道。

因物而生之感动,人各不同。此前在明治纪念标前举行的祭奠仪式上,看到本愿寺住持在标前参拜、举行法会,被祭奠者的父兄妻儿们流下了随喜的眼泪。不难想象他们一定为亲人的死而不胜悲伤,然而,正是因为他们亲人的战死,才会有连平时我们得见一面都感到荣幸的住持都前来敬礼。许多以前对自己的儿子被征兵忌如蛇蝎的人,由于深深羡慕死者的荣光,一下子改变了态度,盼着儿子早日被征兵,早日战死疆场,以享今日这样的荣光。阿弥陀佛的光辉普照人间,开启了愚夫愚妇们的冥顽之心,真是好方便啊。

(载《朝日新闻》1883年5月13日)

本愿寺法主所主持的仪式和靖国神社为阵亡者举行的祭奠仪式即“彰显英灵”几乎完全一样。如果把报道中提到的“住持”即本愿寺法主换成天皇的话—本愿寺法主之职由开山始祖亲鸾的后代世袭,在教派中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因此可以说其地位近乎天皇—那么就不难发现,这篇报道所描述的祭奠仪式,和“光荣寡母热泪座谈会”,还有《应为阵亡者举行大祭礼》所揭示的“情感的炼金术”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那就是:

1.看到本愿寺住持“参拜”纪念标,向阵亡者敬礼,遗属们由于“无比感动”而流下了“随喜的眼泪”。

2.遗属中有些人起初不愿意自己的孩子被征召入伍,但是当他们看到他们起初只是为之“悲伤”的亲人的战死变成了“荣誉”,出于对死者荣誉的“羡慕”,便立刻改变了态度,盼着儿子早日被征召入伍、早日战死疆场以享受荣光。

3.记者看到这番光景,确信借“阿弥陀佛的光辉”为阵亡者举行彰显仪式,乃是让那些不愿被征兵的讨厌的家伙们改变态度的“方便之法”。

菱木政晴指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净土真宗举行的祭奠阵亡者的仪式具有以下三层意义,即把本国的战争视为正义的“圣战”,把阵亡将士美化为“为国而死”的“英灵”,以及“彰显”“英灵”,号召其他国民“继承英灵的遗志”。这也正是构成靖国信仰的三个最根本的要素(载菱木政晴《净土真宗的战争责任》,岩波书店,1993年)。这绝不是什么不可思议之事。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区,以“感情的炼金术”为核心的“英灵彰显”仪式既可以以神道方式,也可以以佛教甚至基督教方式举行。只不过在近代日本,神社神道的“国家祭祀”的方式被特权化了而已。

在靖国信仰确立的初期阶段,福泽谕吉主持的《时事新报》从靖国信仰的利用者的立场出发,不加掩饰地道出了靖国信仰的内在机制,这一点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到了时隔四五十年之后的“热泪座谈会”“谨观招魂之仪”时,这个策略已经几乎不为人们所察觉了,那时视战死为荣誉的情感基本上压倒了失去亲人的悲哀。

高桥哲哉 | 靖国神社的“炼金术”:被操弄的民众情感

《主妇之友》1944年2月号刊登的“军国之母表彰活动的广告

战死的“大欢喜”

苇津耕次郎所说的“悲痛和同情”的一面,与对“英灵”的“感谢”,以及对“(英灵的)功勋的赞美”,也就是“英灵彰显”不是一回事。所以,耕次郎试图关怀阵亡者“悲哀”和“痛苦”的情感,但他的提议遭到了视战死为“大欢喜”“至高无上的荣誉”的靖国神社宫司的拒绝。

1943年4月,在靖国神社的全盛时期,出版了横山夏树的《辉煌的靖国物语》一书。书中有如下一段文字(作者横山夏树曾经当过小学教师、陆军省人事局职员、《报知新闻》记者,后来以童话作家而知名)。

战死无疑是一场悲剧。但是,只要是日本人,一旦奔赴战场,或(将亲人)送上战场,便意味着把身体性命献给了君王和国家,那么,战死疆场就不仅仅是普通意义上的死,而是辉煌的牺牲。这是男儿的夙愿。

在日本,作为男儿来到人世,便意味着他是为保卫国家而诞生的,是为了创造日本光辉的历史而诞生的。我们的祖先们都是如此。所以后世的人们也必须如此。

为此,日本永世不灭的光辉就在这靖国之社里。国民的拳拳爱国之心,就凝聚在这不朽的光辉之中,奉献给祖国的纯洁而真诚的心灵化作了照耀世界的光芒。

“日本永世不灭的光辉”,就在祭奠着把“身体性命”“奉献给君王和国家”、实现了“辉煌的牺牲”的阵亡者们的“靖国之社”中。在这里,战死由“悲剧”转换成了“光荣”和“男儿的夙愿”。“后世的人们也必须如此”,也就是说,“在日本,作为男儿来到人世”的人,都必须把为君王和国家而战死、被祭祀在“靖国之社”作为“男儿的夙愿”。

虽说为君王和国家而战死是“男儿的夙愿”,但是也不排除女性“英灵”。

1941年8月出版的靖国烈女遗德彰显会编写的《靖国烈女传》,记述了作为日本军队中的文职人员而战死的41名女性(以及与明治维新有关的7名女性死者)的事迹,以示彰显,并敦促女性们“以她们为榜样”。下面是生田辰男撰写的该书序言里的一段文字。

祭奠在靖国神社里的二十余万祭神,都是我们的祖先、父兄或子弟。他们的功绩体现了大和之魂。在如此众多的祭神中,有五十余名女性祭神,她们都是不亚于男性祭神的尽忠报国而化为护国之鬼的烈女。我们发起成立靖国烈女遗德彰显会,详细调查了这些忠勇果敢的烈女们的功绩。现在调查已经完毕,在此刊行《靖国烈女传》以大力彰显她们的遗德,同时,在此多事之秋,尤念一国之兴亡全在于该国女性所具有的精神。期望人们深切体察时局,诚心实践臣道以辅弼国家。

在这里我们看不到丝毫悲痛的痕迹,字字句句都是褒奖和“彰显”女性文职人员由战死而成为“护国之鬼”的“功绩”。

高桥哲哉 | 靖国神社的“炼金术”:被操弄的民众情感

大熊佳子的肖像。《靖国烈女传》,靖国烈女遗德显彰会编,出版文化研究会, 1941年

如果真像苇津所说的那样,靖国的祭典是以悲痛为基调的话,如果天皇、皇后、父母、妻儿都为将士们的战死而悲痛的话,那么,靖国的祭典就应该是阵亡者的“追悼”仪式。所谓追悼,就是活着的人“追念”“哀悼”死去的人。“悼念”意味着“痛苦”,意味着共同拥有丧失之“痛”,所以追悼就是在悲痛的情感中共同拥有痛苦。

然而,靖国的祭典却不允许人们沉浸于这种情感之中。从本质上说,不是共有悲哀和痛苦,不是“追悼”和“哀悼”,而是赞扬、美化、褒奖、彰显战死,将战死作为后人的模范。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得不说,靖国神社绝不是一个“追悼”设施,而是一个“彰显”设施。

高桥哲哉 | 靖国神社的“炼金术”:被操弄的民众情感

1940 年10 月14 日,供奉仪式在蒙蒙细雨中举行。合唱团由东京音乐学校的百余名男女学生组成,60 名陆海两军军乐队演奏,场面极其庄严肃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围绕苇津珍彦的父亲苇津耕次郎倡议设立“靖国会”一事而展开的争论,恰好反驳了苇津珍彦的主张(以下关于这次争论的内容,引自赤泽史朗的《近代日本的思想动员和宗教统制》一书,1985年)。

1934年,民间神道人士苇津耕次郎倡议,在靖国神社举行由佛教各宗派参加的祭奠仪式,并为此设立一个由神官和僧侣组成的“靖国会”。

耕次郎认为,国民对“靖国的英灵”所怀有的情感具有下面两个层面,一是“歌颂(阵亡者们)尽忠报国的功勋”的“感谢”的层面,一是对他们“经受地狱之苦而成为殉国之灵”的“悲痛和同情”的层面。靖国神社的祭典侧重于前者,即“歌颂(阵亡者们)尽忠报国的功勋”,只有用“佛教的回向或供养”,才能慰藉他们“死而难以瞑目”的灵魂,所以必须举行此种仪式。

然而,这一提案遭到了当时的靖国神社宫司贺茂百树的强烈反对。贺茂百树认为,阵亡的士兵们是“高呼着陛下万岁”而死的,他们怀抱着“与国家的大生命合为一体的大安心、大欢喜”。而且,他们是经由“敕裁”,也就是天皇的批准而成为靖国神社之祭神的,因此,无论是士兵们的魂灵还是遗属们,“都应该为获得作为臣子的至高无上的荣誉而感激涕零”。结果,苇津耕次郎不得不撤回了自己的提议。

关于这次争论,赤泽史朗总结道:“阵亡者是高高兴兴地为天皇和国家而死的,这种话语被强加给所有的阵亡者,成了战死的唯一的意义。”说阵亡者不一定都是高高兴兴地死去的,或者说遗属们不一定都为亲人成为靖国的英灵而高兴的话,那就会被视为荒谬、“不忠不义”而被“一脚踢开”。

苇津耕次郎所说的“悲痛和同情”的一面,顾名思义,就是共同拥有悲哀和痛苦的情感、共同进行“追念”和“哀悼”。这与对“英灵”的“感谢”,以及对“(英灵的)功勋的赞美”,也就是“英灵彰显”不是一回事。所以,耕次郎试图关怀阵亡者“悲哀”和“痛苦”的情感,但他的提议遭到了视战死为“大欢喜”“至高无上的荣誉”的靖国神社宫司的拒绝。

人们之所以不能把靖国的祭典说成是“悲痛”的祭典,原因就在于,它是必须压抑悲痛、彰显战死的“国家的祭祀”。

高桥哲哉 | 靖国神社的“炼金术”:被操弄的民众情感

《靖国问题:理解战后日本社会的一个参照系》

([日] 高桥哲哉 著 黄东兰 译 孙江 校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8-8

ISBN:9787108063342 定价:40.00元

高桥哲哉 | 靖国神社的“炼金术”:被操弄的民众情感

《“神国”日本:荒唐的决战生活

[日] 早川忠典胡澎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9

ISBN: 9787108054289 定价:5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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