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提出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领导下，掀起了一场以香港为中心，主要由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以讨论和筹备新政协会议为核心内容，以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新中国为目的的新政协运动。新政协运动的开展，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顺利召开作了充分的准备。在新政协运动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领导人发表宣言、声明和通电，积极参与筹备新政协的讨论，为新政协的召开献计献策。
李济深在政协会议上发言。
李济深：中共邀请名单中的重要人物
1948年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李济深被选为中央执委会主席。李济深在香港民主党派领袖中最具政治影响力，成为时局的焦点人物，各种政治势力都想争取他：蒋介石不愿意他离开香港奔赴解放区，派人严密监视；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希望得到他的支持和配合，取蒋而代之；美国甚至游说他组建新政府，与共产党“划江而治”；港英当局则希望他留在香港，成为自己手中一张“有用之牌”。李济深均不为所动。
“五一口号”发布后，李济深热烈响应。5月5日，他与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联名致电毛泽东，盛赞中共“五一号召”“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并发表通电，号召国内各界暨海外同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8月1日，毛泽东电复李济深等民主人士，对他们的行动表示赞赏与钦佩，并请他们就召集新政协的时机、地点、召集人、参加者的范围及会议讨论的问题等进行研讨。9月，中共中央指示各地党组织安排和护送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并将李济深列为重要人物，一再诚邀。中共中央高度重视，毛泽东致信邀约，周恩来坐镇指挥，亲拟邀请名单和相关电函，制定接待方案。
由于行动受到港英当局和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李济深要顺利离开香港，阻力重重。周恩来为李济深等人北上制定了极其细致的接待方案，包括租用的轮船、登陆的口岸、居住的旅馆，甚至御寒的衣物等等。中共香港分局为李济深秘密离港北上解放区做了大量工作和精心安排。
当时，港英当局在李济深寓所对面租了一层楼，派特工进驻，名为“保护”，实则监视。中共护送工作小组拟定了一个周密的计划。为了转移香港当局的注意力，李济深利用圣诞节大宴宾客，宾主频频举杯，谈笑甚欢。李济深中途离席去了洗手间，随后悄然离开，在中共的接应下登上雇好的小汽船，装着泛舟游览的样子，在维多利亚港间流连；趁着天色渐暗，小游艇悄悄靠上苏联货轮“阿尔丹号”，李济深迅速登上船。当天晚上，货轮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了香港。随行的还有章乃器、茅盾夫妇、彭泽民、邓初民、施复亮、洪深、马叙伦等民主人士。经过12天的航行，1949年1月7日上午，“阿尔丹”号安全抵达大连。三天后，李济深乘专列到达沈阳。李济深离开香港多日之后，香港《大公报》才刊登了一则消息：“李济深已离港赴华北中共区。”港英当局如梦初醒，十分尴尬。
朱学范在政协会议上发言。
朱学范：接受中共领导的积极推动者
朱学范是近代中国劳工运动领袖，著名政治活动家，曾任上海市总工会主席，全国邮务总工会常务委员，中国劳动协会常务理事、理事长，国际工会联合会理事、国际劳工局理事等职。1948年，参与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担任中央常委兼组织委员会主任委员。新政协运动前后，朱学范至少三次向民革领导人致电提出接受中共领导的建议。
第一次是1948年2月。朱学范到莫斯科考察，亲眼目睹社会主义苏联战后重建所呈现的欣欣向荣景象，感触良多，他给李济深写了封长信，就反对中间路线和实行“一边倒”政策谈了自己的体会，明确提出民革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第二次是1948年3月。2月下旬，朱学范从莫斯科来到东北解放区哈尔滨，次日，致电毛泽东、周恩来，表示要在共产党领导下，参加伟大的革命斗争。信中说：“不只是我个人的问题，更相信还有不少真正孙中山信徒和广大的爱国人士，都要向这一方向前进，并肩作战，在你们的领导下，斗争到底，获得最后胜利。”3月4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对朱学范决心与中共合作的行动表示“极为佩慰”和“热烈的欢迎”。朱学范在东北解放区的农村、工矿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考察学习，感触很深，并于3月31日在给李济深的信中再次提出接受共产党领导的看法，“在今天民主革命斗争中，站在领导的地位，只有由中共坚决领导才能得到革命最后的胜利。不但如此，将来革命胜利后，在民主建设中，中共是第一大党来领导建国工作。”这对李济深和民革影响很大。第三次是在1948年10月21日。朱学范在中共中央东北局与民主人士就“新政协诸问题”召开的座谈会上再次就领导权问题抒发己见，说：“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新政协乃是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参加新政协的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必须根除‘第三条道路’的幻想，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唯其如此，新中国才能强盛。”他的提议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中共“五一口号”发布后，民革领导人欣然接受和响应中共关于召开新政协的倡议，并着力推动。李济深到达东北解放区后明确表示：我来到解放区这行动就表明了拥护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新中国。“反帝反封建也好，一边倒、反对第三条道路也好，核心问题是接受共产党的领导”；“革命的‘三民主义’虽与新民主主义原则是一致的，但要付诸实行，全国也要步调一致，显然这也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1949年1月22日，李济深、朱学范等55人联名发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自此，我国各民主党派一致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
谭平山报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草案起草经过。
谭平山：列入最早一批北上名单
谭平山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民主革命家，他的传奇人生尽显革命本色。辛亥革命时，他追随孙中山参加反清斗争，是同盟会会员和国民党元老，因反蒋被国民党开除党籍。谭平山又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21年春广东共产党组织成立，陈独秀、谭平山先后任书记，他因事未能出席中共一大；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谭平山任中共广东区执行委员会书记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广州分部主任；他参加了共产党党的建设、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工运、农运、学运、宣传、教育等许多重大开创性工作，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农民运动、南昌起义中，都有着重要贡献。谭平山曾参与组建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是多个民主党派的创建人之一。1948年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谭平山被推为中央常委。他的人生经历十分坎坷，但他始终站在革命斗争的最前列，为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奉献毕生精力。在响应中共“五一口号”、开展新政协运动中，他的主张和行动，为民革和各民主党派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协商建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共“五一口号”发布不久，谭平山与李济深等人联名发表响应中共“五一口号”的通电。5月23日，谭平山在《华商报》发表《适时的号召——论中共“五一”节口号》一文，指出：新政协不是旧政协的还原。新政协的构成，是能够代表人民利益而且确有群众基础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新政协所讨论的共同纲领，是新民主主义的政纲，绝不是旧政协连欧美旧民主都不如的政纲；新政协是各民主党派分担革命责任的会议，而不是分配胜利果实的会议；新政协的领导责任，不能不放在中国共产党肩上，这是历史发展上一种不容放弃的任务。这些观点对于正确引导和影响新政协运动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鉴于谭平山的积极态度，中共香港分局将他安排在最早一批的北上名单中。1948年9月12日，在中共香港分局组织下，第一批北上的民主人士搭乘“波尔塔瓦”号秘密离开香港。经过十余天的行程，他们最终抵达中共中央东北局所在地哈尔滨。（莫岳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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