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梅兆荣50余年的外交生涯中，有着诸多不平凡的经历：他服从国家需要出国改学德语，大学没有毕业又因外交工作需要而调到中国驻东德使馆工作，并成长为新中国两代领导人的首席德语翻译；他是唯一先后见证了柏林墙建立和倒塌的中国外交官；他曾参与中、西德建交谈判，并一路伴随中德关系跨越数十载的发展变化。
日前，这位新中国一手培养并与共和国一起成长的资深外交官走进了人民日报社，与我们分享了他见证的一些历史时刻以及外交工作的经历与感悟。
6年时间 从门外汉成长为国家领导人首席翻译
1950年底，在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中，16岁尚在读高二的梅兆荣响应国家号召，报名参加军事干部学校，录取后被安排到北京外国语学校(后改为北京外国语学院，即今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前身)英语系学习。1953年，他作为新中国派往东德的第一批公费留学生进入莱比锡大学攻读日耳曼语言文学，从此与德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初到德国，梅兆荣和其他中国留学生一起从零开始学习德语。由于德国老师不懂汉语，他们不得不靠两本德汉辞典查询字义。第二年，他就和其他四名同学一起开始学习日耳曼语言文学本科一年级的课程。然而，他们的德语知识充其量只达到了德国小学生的水平，却要和高中毕业的德国学生一起聆听教授讲解日耳曼语言文学和中古德文，难度和压力可想而知。如梅兆荣所说，“当时听教授讲课只能听懂几个单词，根本不明白讲了些什么。”怎么办？抄德国同学的笔记，晚上钻研，不懂再问德国室友。到了本科二年级期末，学业终于渐入佳境。第三学年开始前，梅兆荣再次得到通知，因工作需要，要调他去驻东德大使馆担任大使翻译并兼管使馆礼宾和外交文书工作。
高中没有毕业、在北外仅学习了两年半英语、在德国留学也只学了三年德语，本科没有毕业。面对先天不足，梅兆荣付出了异常的努力，加班加点、挑灯夜读、总结经验、熟悉外交业务、提高德语水平，逐渐成长为大使和部长级代表团的翻译，适应了使馆工作的要求。
梅兆荣为毛泽东主席担任翻译(图片由梅兆荣大使提供)
分别为毛主席和朱德委员长担任德语翻译
时至今日，梅兆荣仍清晰地记得第一次为毛主席担任翻译的经历。
1959年1月，东德总理格罗提渥访华。正在家休假的梅兆荣接到通知，为毛主席担任翻译。梅兆荣说当时心情很紧张，生怕完不成任务误事，但领导已做出决定，自己只好鼓起勇气上阵。在现场，他遇到了两个困难：一是毛主席的湖南口音浓重，有时候听起来还是有困难。梅兆荣依靠陪同会见的彭真同志用普通话进行复述，把听不清楚的地方顺利地翻译成德语。第二个困难是毛主席讲话言简意赅，口语化的内容翻译难度很大。比如毛主席在谈话中使用了“引蛇出洞”这个成语，梅兆荣开始愣了一下，随后他通过上下文判断出毛主席的讲话所指，就按照“把蛇从洞里面引出来然后再打”进行了翻译，符合了毛主席的意思。第一次为主席担任翻译终于“涉险过关”。
第二次考验是同一年的10月7日。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在全国政协礼堂为民主德国国庆十周年举行庆祝大会，周总理出席，朱德委员长讲话。事先，陪同德方代表团的梅兆荣被告知已就翻译问题做了妥善安排，无需他现场翻译。然而，活动开始之际，当朱德委员长准备开始讲话时，细心的周总理敏锐地发现为德方嘉宾只准备了俄文译稿，而对方不懂俄文。他马上让人把梅兆荣找来，把朱德委员长的讲话稿交给他，让他上台翻译。毫无准备的梅兆荣临危受命，上台救场。他回忆说：“我毫无准备，不知道朱德委员长要讲什么内容。他一开始讲‘同志们、朋友们’，我就一面看着稿子，一面听他念稿，缓慢地、逐段地做即席翻译。据事后了解，懂德语的中外人士反映都不错。但我自己总觉得不那么完美，只是把内容翻译出来了而已。从主席台下来时，我一度因为过度紧张而两眼发黑，什么东西也看不见，过了一会儿才恢复视力。周总理后来严厉地批评了有关人员，而我却一举成名，此后就成了副总理以上级别领导人的首选德语翻译。”
唯一先后见证柏林墙建立和倒塌的中国外交官
在梅兆荣的外交生涯中有一段特殊的经历，他见证了柏林墙的建立和倒塌，亲历了德国分裂后走向重新统一的历史进程。
据他回忆，柏林墙的修建，中方事先并不知情，因为这是华沙条约组织内部做的决定。“我们是在第二天早晨才发现东西柏林之间拉起了铁丝网，不允许自由往来了。这是东西德之间斗争日益激化的产物，其背后是长期以来，西德利用经济上的优势，对东德大肆进行宣传和渗透工作，引诱东德高级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逃往西德。在封锁之前的几天，仅一天之内出逃的人数就达到2000人左右，其中多数是东德国有企业的技术骨干和管理人员。这令东德经济犹如‘大动脉出血’。东德统一社会党在与苏联领导人商议之后，做出了建墙决定。开始是拉铁丝网，后来慢慢地建墙。柏林墙的修建经历了相当长的过程，越建越高，越建越厚。我那时正好在驻东德使馆工作，得以目睹这一切。1988年，我出任驻西德大使。1989年东欧剧变，东德社会动荡，出现了大规模示威游行，苏联内部也出现了问题。这就是东西德统一问题提上日程之前的整体形势。”梅兆荣回忆。
1989年11月29日傍晚，大柏林市委第一书记沙博夫斯基举行记者招待会。快结束的时候，突然有个人塞给他一张字条，他随即宣告：党中央决定，准备开放柏林墙。记者马上就问，什么时候开始？他想了片刻就说了句“现在就开始吧”。老百姓从广播里听到这个消息后都往柏林墙的检查站冲去。边防军说没有得到通知，不让通过。群众指出广播电台已经权威宣布了。边防军一听果然如此，士兵就没办法阻拦了。柏林墙于是就这么开放了。东西两边的人连敲带打，有的把墙体敲下来做纪念品，后来索性用大工具把柏林墙整块地拆除，只留下一公里的墙体作为纪念。“那时我在波恩当大使，虽然不在东柏林或者西柏林，但从电视上看到了整个过程，后来也去西柏林实地考察了一下。”
1972年8月18日—9月29日中、西德在波恩进行建交谈判，左起第二名是梅兆荣。
(图片由梅兆荣大使提供)
参加中、西德谈判 破解建交难题
中国和西德是在1972年10月11日建立外交关系的。建交谈判公报只有一句非常简洁的话：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于1972年10月11日决定建立外交关系并在短期内互派大使。这可称是中外建交公报中最简短的一个。但为了达成这个简短的公报，中德双方在波恩前后进行了八轮谈判，历时一个多月。而通向这次谈判的道路更是漫长而曲折。梅兆荣在访谈中讲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幕后故事。
梅兆荣回忆，1963年，西德政界提出利用中苏关系破裂拉近与中国的关系；而实现了“经济奇迹”的西德经济界也萌生了开辟中国市场的欲望。于是便有了1964年西德外交官与中国驻瑞士大使馆进行秘密接触之事。然而，由于西德方面有人故意走漏消息，美国约翰逊政府得知后对西德施加了强大压力，迫使艾哈德总理发表声明称西德无意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或签订贸易协定，也无意采取主动行动。中国和西德第一次外交接触就这样夭折了。
到了70年代，随着美国的尼克松总统决定打开通向中国的大门以及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中国和西德建交再次迎来机遇。梅兆荣回忆说，西德勃兰特政府在1969年上台后曾给中方传话，表示愿意将对华关系“正常化”。但种种情况表明，勃兰特政府当时慑于苏联不悦，影响其“新东方政策”的实现，所以内定了“先苏后华”的顺序，就是要在东方条约落实之后才同中国建交。可见，当年西德在与中国建交问题上，先是受制于美国，后又受到苏联的影响。直到1972年，美国改变了对华政策，东方条约也已获批，而1973年西德要加入联合国，需要中国的支持。因此，直到此时，西德与中国建交的时机才成熟。
梅兆荣说，中、西德建交谈判一开始是比较顺利的，德方同意中方的建交公报建议，但随后却提出了西柏林的地位问题，要中方同意西德政府对外代表西柏林及其居民的利益，并就此签署一个议定书。当时，西柏林地位问题是以苏联和东德为一方同美英法和西德为另一方之间一个复杂的争议问题。因此，中方指出，西柏林的特殊地位问题不属于中德建交谈判的内容，更无需签署什么文件，但“今后在涉及到具体问题时，中方将会注意到西柏林业已形成的状况”。德方对我表态的最后一句话表示“满意”，但仍坚持要签订书面文件，以便向议会交待。在几个来回交涉无果之后，德方只好后退，建议在双方草签建交公报时，由德方宣读中方上述表态的实录，中方不表示反对。当然，中方表态的实录事先须经中方审核认可。就这样，中、西德建交谈判终于顺利完成。
中德关系将在合作与竞争的激荡中不断前进
谈到中德关系，很多人都不吝溢美之词。然而，作为一个和德国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资深大使，梅兆荣却冷静地指出：中德关系总体上良好，合作共赢是主流，但分歧和矛盾也不容忽视，中德关系将在合作与竞争的激荡中不断前进。
梅兆荣认为，中德国之间没有历史遗留下来的纠葛，也不存在直接的、地缘政治上的安全冲突。经济上，双方互补性较强。两国都是制造业大国和贸易大国，互有合作需求，相互补益的空间和潜力很大。此外，中德在文化艺术方面交流的内容也很丰富。但中德在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制度上有分歧，历史文化也有差异，德方有些人总喜欢以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异同划线，欠缺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的意识，常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说三道四，甚至干涉中国内政。
梅兆荣又说：“中国原来是贫穷落后的国家，但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通过改革开放和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科技水平明显提升，老百姓过上了比较好的生活。中国的脱贫成就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种种事实说明，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政策方针符合中国国情，是有效的、正确的，因而在国际上越来越受到重视和认可。反观德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其弱点和问题近年来日益显现，但德国统治精英们似乎还没有意识到要进行自我改革。就是在这种反差日益突出的情况下，看到中国科技水平快速提升，有些方面快要赶上德国，个别领域甚至已经超过了他们，一些德国人便对中国产生了所谓的“焦虑感”，甚至“恐惧感”。有人甚至公开声称：“过去中德经贸合作是互补关系，德国提供高科技，中国偏向中低端。现在中国在技术上紧随德国，两国正越来越多地展开直接竞争。”按照有些人的思维方式，中国上去了，就意味着德国下降了。这种“零和思维”与他们一贯鼓吹的“人权、平等、自由、开放、包容”以及“竞争促进进步”的理念完全相悖。他们不愿意承认，中国的和平崛起是人类进步的表现，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30%左右的贡献率，也为德国产品提供了广阔市场，给德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梅兆荣还指出，德国和欧洲目前受到特朗普政府的粗暴打压，德国领导人怒气冲天，疾呼完全依赖美国的时代结束了，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然而他们又以美国是“同质盟国”为由，在对付“异质国家”方面要继续抱团，在一些“地缘政治”问题上仍要同美国“保持一致”。显然，德国的独立自主性仍受制于美国。
梅兆荣总结说，中德之间尽管存在着意识形态分歧和一些利益矛盾，但德国仍是中国的重要合作伙伴。为推进中德互利共赢的合作，不仅需要通过各方面的交流和对话来增进相互的了解，还需要对德方的一些错误言行进行必要的斗争。“斗争是为了谋求更好的合作”。习近平主席曾先后两次向默克尔总理指出：中德应该成为“合作共赢的示范者”、“中欧关系的引领者”、“新型国际关系的推动者”和“超越意识形态的合作者”。这是中国对德国的殷切希望和对德方针的一贯遵循。
梅兆荣获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星级大十字勋章(图片由梅兆荣大使提供)
深情寄语 年轻外交官要勇于担当善于斗争
年轻外交官是国家外交的未来与希望。问及他对年轻外交官有何期望，梅兆荣说：“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大国关系错综复杂，国际局势中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增多。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话语权和规则制定的参与权不断提升。中国外交既有巨大机遇，也面临严峻的挑战。这是年轻外交官面对的现实。”
年轻外交官首先要对外交工作有正确的认识。外交不是一般谋生的职业，而是为祖国和人民献身的崇高事业。外交是国与国之间打交道的工作，外交官代表国家形象，体现国家政策，时时处处要维护国家的尊严和利益。为此，必须做到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过硬、纪律严明。
第二，外交官要善于学习。外交代表国家的整体利益，涉及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军事等各个领域。因此，外交官需要懂得的知识面很广，必须与时俱进地掌握必要的知识和业务，才能适应工作的要求。
第三，要熟练掌握至少一门外语。外语是沟通思想的工具，有时也是进行斗争的“利器”。“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不懂外语或水平不高，人家的话你听不懂或领会不透彻，就无法做出正确的回应；或者有一肚子的货却表达不出来，就会失去战机或者打败仗。
最后，梅兆荣特别指出，年轻人要培养勇于担当、敢于斗争的气质，并学会善于斗争的艺术。有些人认为，只要笑脸相迎、嘻嘻哈哈、甚至逆来顺受，就可以“安然无事”。这是极其错误的。“外交官诚然要广交朋友，但如果国家的尊严和利益受到侮辱和损害，作为外交官不敢挺身而出，以鲜明的主张和观点予以批驳、 反击，就是失职行为。”梅兆荣坚定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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