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罗西里尼《罗马，不设防的城市》揭开了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运动的篇章，其构成元素与好莱坞绚丽的色彩、悬疑的情节、专业的表演和完美的结局形成鲜明反差，成为影响世界电影发展的一股清流。意大利积贫积弱的社会现状让众多优秀的导演脱颖而出，维托里奥·德·西卡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与罗西里尼构成了新现实主义电影的双轮驱动，1949年的《偷自行车的人》不仅是新现实主义电影一座里程碑式的作品，更被誉为“世界电影史上十大不朽的影片之一”。

之所以会获得业界和观众的好评，与新现实主义的三大特征密不可分，也就是长镜头、非职业化演员和朴素情感，由此构成了独属于新现实主义电影的“纪实美感”。对于新现实主义电影不了解的朋友可能会产生疑问，使用长镜头的电影导演大有人在，非职业化演员和朴素情感不是每部影片都存在吗？为何这部作品会带来如此大的影响力？

首先，新现实主义电影关键在于”新”字，“新”代表了破旧立新的思维模式，在二战结束后百废待兴的意大利，失业、贫穷、犯罪比比皆是，从当时世界电影格局上来说，以好莱坞为代表诞生了一系列思想上唱高调、追求浓烈情感的电影，意大利亦受到严重冲击，形成了一批公式化的商业电影，这种电影由于脱离了意大利的社会现实，并不能真实反映社会现状和人民情感，“新现实主义”摒弃了这种代表“崇高思想”的“旧思想”，利用真实的影像，朴素的情感达到反映社会现实问题的目的，影响力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如一阵春风席卷全球，彰显其顽强的生命力。

《偷自行车的人》剧情简单，八个字可以概括：买车、丢车、找车、未果。如此简单的剧情为何会直指人心，成为新现实主义电影最典型，最突出的代表之作呢？今天，我想从本片的纪实美学谈起，深度解析本片简单故事背后蕴含的深刻哲理，不管是行业从业者还是普通观众，相信都能从新现实主义的内涵和外延中体会到电影本真的力量。

01、长镜头下的纪实美感、非职业化的演员和朴素的情感折射新现实主义电影的内涵与外延

《偷自行车的人》可以看做《罗马，不设防的城市》风格的延续，德·西卡在罗西里尼“道德立场”基础之上融入了浓郁的情感元素，这种情感元素没有任何的炫技成分，避免蒙太奇过多使用而造成的视觉冲击，使用大量长镜头突出影片艺术上的纪实美感。视觉上的真实观感将底层人物形象置于历史环境和社会发展之中，启发观众去思考影片的意境。

新现实主义并不是一个元素的简单使用，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长镜头、非职业演员、朴素的情感三者彼此相连、密不可分，拆开任何一个元素都会打破影片整体的艺术性。长镜头保留现实生活的客观性，非职业演员有着生活细节的种种体验，不用刻意模仿便能表现出顶尖演员具有的真实效果，朴素的情感通过镜头语言和人物真实感情的抒发自然流淌，在真实环境中会得到最本真的保留。

本片第一个长镜头追随一辆缓慢行驶的客车，随着客车停下，乘客下车展现出失业人群对生活的焦虑与忧愁，压抑的氛围是对意大利失业潮的客观呈现，映衬出里奇得到工作机会的喜悦和惆怅，奠定本片新现实主义的基调，完成叙事文本、创作思路、艺术风格、主题铺垫的多重作用，表明长镜头蕴含着导演巧妙的构思和对生活敏锐的观察，与人物特性紧密贴合，暗示出影片脱离了戏剧化呈现方式，自然过渡到生活化真实性故事的讲述上。

主角安东·里奇饰演者兰贝托·马乔拉尼是一位失业工人，他没有俊朗的外表，也没有接受过任何的表演训练，影片中他得到工作的欣喜若狂、走路时脚背略带外八的姿态，见到老板佝偻着的身躯，丢失自行车时懊恼的神情，每一个细节的呈现都来源于生活，不需要任何的修饰就能把对生活充满希望又略带失望的底层人民形象刻画的栩栩如生。

里奇儿子布鲁诺饰演者恩佐·斯泰奥拉是在德·西卡拍摄时偶然发现的，恩佐贫困的经历让他乖巧懂事，他每天对自行车的精心擦拭，犹如心爱玩具般的倍加呵护让观众能感受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成为影片中最为出彩的角色之一。里奇妻子玛利亚饰演者是一位同样贫困的新闻记者，由于常年奔走在一线，不仅对贫困现状有切身体会，也不断审视着生活中处于贫困之中的普通居民，对于边缘人物走投无路的处境具有感同身受的体悟，营造出与众不同的真实感观。

影片中流露出的朴素情感达到了职业演员无法企及的高度，与真实场景氛围的渲染也有极大关系。本片所有场景没有一幕在摄影棚内拍摄，随着电影技术的发展，好莱坞式电影习惯了绿幕拍摄方式，能够轻松还原出世界任何一处风景的氛围，虽然环境能营造，但人物的情感却只能在真实场景中才能得到最有效的代入。新现实主义强调“扛着摄影机上街”，其真实的意图就是用场景的真实性让演员代入到生活的细节中，强调“在日常生活中发现世界”，这成为非职业演员朴素情感表达的有效利器，与刻板式的扮演方式形成鲜明反差。

日本著名导演小津安二郎是朴素家庭观的代言人，其榻榻米视角的长镜头常常让观众产生强烈的代入感，他习惯于使用常年合作的职业演员，尽管也能传递出关于人生、家庭的思考，他的呈现方式相对死板，所有的台词、摄影角度、人物动作都规定的一丝不苟，不能出现丝毫差异，由此产生表意的确定性，但生活的种种细节并不是给定剧本变成准确呈现的，这里考验的是演员对生活的理解，绝非训练所能达到。

新现实主义只有同时具备长镜头、非职业演员和朴素情感才能成立。技术可以模仿，非职业演员可以寻觅，朴素的情感可以传递，但战后的环境却无法再现，这也决定了新现实主义如昙花一现的短暂生命，新现实主义电影是最接近电影“记录”本质的一个流派，尽管已经不复存在，但像《偷自行车的人》此类的经典作品仍然对后世各类流派起到巨大的影响作用，其电影史上的地位无法撼动。

02、“偷”行为的双重隐喻，“还我普通人”的现实含义解读

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的出行方式、支付方式、生活方式都有了具有的提升，中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过的飞鸽牌、凤凰牌自行车也成为过眼云烟，“三转一响”（收音机、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构成了改革开放后每个家庭永恒的回忆。

记得当年，每个家庭都以拥有自行车而感到骄傲和光荣，而丢失自行车的现象却屡屡发生，触发着每个家庭都挥之不去的忧伤情感。我想，本片之所以在豆瓣上超过6万人评分9.0，很大程度上源于对个人情感的共鸣。自行车对于里奇来说并不是简单的出行工具，而承载着对幸福生活的向往，而“偷”这个词一语双关，里奇既是被偷者，又是偷窃者，“偷窃”行为违反法律和道德，却又顺理成章，由此引发观众对于”偷”行为的思考。在我看来，“偷”具有下面的双重隐喻。

①生活的希望与失落

“偷”的行为具有双面性，偷窃者之所以偷盗自行车并不单纯为了生存，而是因为自行车的的高价值，由此映射出意大利当时生活的贫困程度。对于普通人来说，自行车可能仅仅是贵重的财产，但对于里奇来说，自行车象征着美好的生活。如果没有了自行车，他无法获得这份满意的工作，让妻儿吃上一顿幸福的饭菜，所以妻子玛利亚会把全家仅有的贵重物品，陪嫁的床单去赎回典当的车子，偷窃行为直接切断了里奇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有时“希望比黄金还要可贵”，里奇垂头丧气的样子恰恰是每一个民众对于生活失望的内心写照。

之所以会违背良心的谴责成为万众唾弃的偷车贼，同样因为想要找回对生活的希望，这是一家人前进的动力和源泉，可有趣的是，被偷时阻拦的民众这次却成为抓到他的关键力量，再次将他对生活的希望打破。影片最后暗示出偷窃可耻，但生活仍将继续的朴素价值观，意图再次唤醒观众对生活希望的憧憬。

②个人的尊严与堕落

作为一个男人，里奇背负着养家糊口的重任，这象征着他男人的尊严，有了工作便有了堂堂正正做人的资本，但“偷窃”让里奇丧失掉了这份尊严，在偷窃时，他有一个短暂的停顿，像是思考自行车对他人生的意义，正是因为这个停顿，让他错失了抓到窃贼的最佳时机，之后的里奇便如疯子一般四处寻找自行车，恰恰表明偷自行车失去的不仅仅是生活的希望，还代表着男人的尊严，他必须试图挽回自己在妻子和儿子心中的地位。

他在找不到自行车时动手打了儿子，意味着尊严丧失之后的懊恼，由此导致他人生的堕落，偷窃作为一个诱因，引发观众对于道德沦丧的思考，明明自己就是受害者，却仍要设法转嫁这份罪责，折射出底层人民对丧失尊严的不甘心，正是因为儿子在场，车主才对他既往不咎，其实这赋予了他尊严，也给了他用双手重新获得尊严的机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影片来源于生活，却用艺术的形式超越了生活本身。

新现实主义讲究“还我普通人”，拒绝假大空的过度吹捧。如果按照典型好莱坞式的解读，很可能会出现自行车失而复得的“高远立意”，所有人都知道被偷自行车找回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所以在警察局，警长毫不耐烦地劝说里奇自己去寻找，巫婆告诉他“如果现在找不到，那么就永远也找不到”，德·西卡用反讽的方式展现出生活中各种不同人群对于盗窃自行车的观点，从本质上来说起到的就是展现真实人生的目的，没有五光十色的色彩，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没有过度渲染的立意，却将社会凋敝的现实和复杂的人性呈现给了观众，让观众自行思考“普通人”生活的艰辛和幸福取得的不易。

03、时代转型期间的深层集体意识隐喻，呼唤人性的回归与救赎

影片之所以成为新现实主义电影的标杆，在于其浓厚的文化蕴含和哲理意识。对其解读必须基于时代转型上意大利的切实状况：下岗工人日渐增多，消费水平极度低下，留守儿童前赴后继，制度建设有待完善，由此引申出对社会现状颓废不堪、停滞不前真实状态的思考，隐喻着时代的深层集体意识。

由边缘人物丢自行车这一简单的过程，折射出意大利方方面面的社会现实，里奇丢失自行车是一个家庭的悲哀，却也是整个时代的悲哀。不稳定的社会动荡极易导致民众基本权益无法保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见识到了商人与偷窃者的私下交易，教堂里教徒对于信仰的胶着状态，失业人群面对工作机会的无限憧憬，他们渴望挣脱旧社会的束缚锁链，迎接新时代的到来。新现实主义反映的正是社会转型时期普通民众的所思所想，呼唤着善良人性的回归与救赎。

里奇寻车的过程从失望到绝望，却又从绝望中找到了生活的动力，在其中妻子和儿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儿子一直耐心地陪伴他寻找，里奇说“如果找到了自行车就好好亲亲你”，找寻的过程虽然失去了物质却得到了温暖的亲情。妻子情绪上的紧张、焦虑、期盼，传递给观众悬念的氛围营造，尽管在心理上我们非常同情里奇的遭遇，但却知道找回自行车的几率微乎其微，但找寻的价值不在于结果而在于过程，就如同梦想，只有努力的过程才能让再次获得充满了期待和意义。

影片中我们看到了罗马大街小巷的破败，穷人没有办法生存，所以很多人选择了偷窃为生，逼迫更多人“加入”偷窃的队伍，如此悲凉深层的基调下探讨的是社会残酷性与道德之间的关系，导演试图用温暖的人性来传递出人道主义关怀，当车主抓住里奇时，却由于亲情放走了他，本身便是对于现实无奈的一种思想折射，也表明每个人都有善良和纯真，如何在最困难时抵抗欲望的侵袭，保持道德的纯洁性，便是新现实主义带给我们的启示。

影片的结尾堪称影史经典，当父亲放弃尊严，热泪盈眶地用厚实的手掌握住儿子稚嫩的小手，亲情化解了偷车的罪恶感，预示着爱和希望可以打垮一个人，也可以拯救一个人。如此温暖的结局并不一定非要以自行车的找回为终结，德·西卡正是用如此美好的回忆来呼唤观众善良人性的回归，用亲情完成了人性的救赎。

《偷自行车的人》饱含着德·西卡对生命不能承受之重的思考，借助里奇这样一个边缘人物折射出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社会现实与温暖人性的救赎，长镜头、非职业演员和朴素情感的表达代表着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最高境界，自行车这个简单物品成为民族希望延续的代表，简单纯朴，深刻隽永，用严谨的纪实美学传递出温暖的人道主义关怀，即使七十年后依然会唤起观众内心对善良的思考，这就是新现实主义电影最具魅力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