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进入2020，上天似乎就展示它的威力，澳大利亚的大火、非洲大地上的蝗灾，以及我们正亲历着的这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纵观历史长河，总会有天灾人祸向我们袭来。在灾难面前，人类曾经做过什么？我们又该做些什么？
当我们看到一队队医护人员整装齐发、义无返顾地投身到抗疫保卫战中时，也看到一些无良商家趁机贩卖着人们的恐慌，在这场生与死的炼狱中呈现着百态众生……
有人说，当距离拉远，才能看清真相。今天我们经历的种种，其实并不陌生和遥远，它们以文字和故事的形式被记载在人类的历史上。今天，当我们重温那些描述疫情灾难的经典文学作品，也许能让我们更清楚地看清自己，看清那些在灾难面前暴露无遗的人性的弱点与光辉。
在《十日谈》一书的开篇，卜伽丘就写下这样的可怕情景：
“病人鼻孔里一出鲜血，就必死无疑。染病的男女，最初在腹股沟或是胳肢窝下隆然肿起一个瘤，随后愈长愈大，如一个小苹果或鸡蛋般大小。不消多少时候，这死兆般的‘疫瘤’就由那两个部位蔓延到人体各部分。这以后，病征又变了，病人的臂部、腿部，以至身体的其他各部分都出现了黑斑或紫斑，是死亡的预兆。”
今天，我们知道，卜伽丘所说的“可怖的瘟疫”就是当时被称为“黑死病”(Black Death)的鼠疫。公元1348年，鼠疫蔓延到意大利，让整个意大利陷入死亡与恐惧之中，数以万计的人死于这场灾难。
在真实的历史上，佛罗伦萨是意大利灾情最为严重的地区，卜伽丘的双亲也不幸死于这场瘟疫。卜伽丘亲眼目睹“黑死病”给欧洲大地带来的深重灾难。同时，他对虚伪的教会和那个黑暗的时代亦愈加憎恨。可想而知，这一系列的遭遇或许就是激发他写作《十日谈》的一个心理动机。
当然，关于中世纪后期爆发的这场瘟疫，我们看到的还只是冰山一角，其破坏程度和严重后果较之一场核战争都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在那个时代，正如卜伽丘所说，人们对于鼠疫几乎无能为力。
图注：医生发明的防毒服装，包括长袍、手套和靴子，还有“鸟嘴状面具”，面具里有用芬芳草药浸过的海绵（这一面具至今还成为中世纪昏暗的代表）。
如果说《十日谈》有关鼠疫的记载只是寥寥几页，还不足以展现“黑死病”的残酷，那么英国小说家丹尼尔·笛福的《大疫年日记》(The 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则是关于人类遭遇瘟疫的一部血泪史。这本以1665年伦敦鼠疫为背景的纪实小说，使用大量笔墨书写人在面对瘟疫时的种种反应。
值得注意的是，笛福说到，只要某人感染上瘟疫就会被全家隔离，病人的门口会被钉上红十字的牌子。官方立即指派警卫把守，分日夜两班监控。在现代预防医学尚未创立之前，这种源于中世纪的强制性隔离措施倒是唯一的预防方法，虽然过于残忍，作者也表示出对这种“囚禁生活”的人道关怀，但在阻断疫情继续发展的前提下，“隔离”被认识到是行之有效的办法，并一直沿用至今。
在《大疫年日记》中，我们不难看到，人们对于瘟疫的认识还有“鬼神论”和“上天的惩罚”等非理性因素，但笛福对此却持有一种可贵的“医学精神”，并否定了神秘主义的病因论。
不可否认，瘟疫或其他自然灾难在文学作品中往往具有隐喻和寓言的作用，这在我们所熟悉的许多文艺作品中(比如伯格曼的《第七封印》和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都是将瘟疫作为一种象征)都可以看到。然而，在这种“灾难论述”的背后，作家的清醒认识和唯理主义的态度却颇有深意。
今天，虽然世界性的鼠疫大流行得到了控制，却并不意味着鼠疫已经被彻底消灭，它正以另一些“姿态”在世界各地死灰复燃，并继续威胁着人类的健康与生命。
正如法国作家、哲学家阿尔贝·加缪所预言的：
“鼠疫杆菌永远不死不灭，它能沉睡在家具和衣服中历时几十年，它能在房间、地窖、皮箱、手帕和废纸堆中耐心地潜伏守候，也许有朝一日，人们又遭厄运，或是再来上一次教训，瘟神会再度发动它的鼠群，驱使它们选中某一座幸福的城市作为它们的葬身之地。”
这并非危言耸听，因为人类与疾病的斗争是永无休止的。在人类与传染病的较量中，我们不可能完全取胜，我们只有依靠科学的方法和现代医学的技术来迎接病魔一次又一次的挑战。同时，我们还需要精诚团结，共度患难。
加缪在他的经典小说《鼠疫》中正是描述了在这样一种被隔离和流放的非常境况下，每个人所做的不同选择。
原本生活颓废堕落的小人物，开始投机倒卖稀缺物资，大发灾难财，为身处鼠疫之中感到心安理得；卑微的公务员虽然只是局限于个人的感情，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自己的写作上，但他还是能够站在正义的一边，参与同鼠疫的抗争；一位被鼠疫困在城中的法国记者为与恋人相会，四处奔走希望能够离开疫城，但最后因为意识到自己和全城市民在灾难中是一个集体，根本无法逃离，所以他选择了留下，和城内人一起进行抗争；德高望重的神父面对可怕的灾难，开始对自己的信仰产生怀疑，但他还是在信仰的号召下，选择加入到抗疫队伍的第一线工作；另一位被留在城中的异乡人，他毫不犹豫地选择同鼠疫抗争，因为他的生活经验告诉他，杀人和判决他人的死刑都一样是不正义的，所以他反对任何自觉和不自觉地判决，第一个站出来要求组建卫生防疫组织；最后是一名叫里厄的医生，他从一开始就用理性的思考来分析灾难，毫不顾及自己的生命安危，甚至自己远在他乡生病的妻子也全身心投入到医疗抢救工作中。
还有很多不同的人物，如老卡斯特尔、预审法官、足球运动员等人物都在加缪的笔下做出自己的选择。在灾难当中，不管人们是不是愿意，他们都已经成为一个集体，集体被隔离，集体接受流放。他们要么一起灭亡，要么一起进行反抗。加缪是这样刻画里厄医生的，当然，他也代表了面对这种困境的所有医生：
“他明白这篇纪实写的不可能是决定性的胜利。它只不过是一篇证词，叙述当时人们曾不得不做了些什么，而且在今后，当恐怖之神带着它的无情的屠刀再度出现之时，那些既当不了圣人、又不甘心慑服于灾难的淫威、把个人的痛苦置之度外、一心只想当医生的人，又一定会做些什么。”
这段话，也同样适合今时今日面对疫情肆虐而奋不顾身奔赴疫区的所有医护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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