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整个东西方关系处于一个历史的拐点；与此相应，整个东西方思想的对话当然也处于一个历史的拐点。在这个历史拐点上，天灾人祸纷沓而至，经济状况危机四伏：“9·11恐怖攻击”、阿富汗与伊拉克战争、阿拉伯之春等，把世界引向了另一种失掉相对均衡的格局。当代社会的种种“怪物”及其变种：私有化、工业化、都市化、高科技化、全商品化、高消费化、强竞争化、泛福利化、职业白领化以及族裔冲突化等，给人们带来了形形色色的社会、政治与精神危机。当前，社会的冲突、政治的冲突、经济的冲突、军事的冲突、宗教的冲突、道德的冲突，以及资源和能源的争夺，环境的全方位破坏，人类生存条件的急剧恶化，另外还有数不尽的祸端灾变，等等，让人类进行了价值、理念以及各种诉求的重构。这一切都是不断影响东西方思想对话的宏观条件。西方儒学的发展就是东学西渐中东西方思想对话的产物。
原文：《新对话主义：将儒家思想扩展到西方知识界》
作者 |美国加州州立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 丁子江
新对话主义：超出旧对话主义的范畴局限
2008年发表的《互文化对话白皮书》（White Paper on Intercultural Dialogue）曾提出了一个互文化对话的定义，即“ 互文化对话是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具有不同民族、文化、宗教、语言背景和传承的个人与团体之间一种开放式并相互尊重的交流。这种对话在社会的所有层面，包括欧洲各国与全世界各国之间进行。”这个定义强调了平等的合作，并揭示了文化的特点，即每一种类型的人类活动，可通过个人、家庭、社区、社团、民族、种族、宗教等之间的对话来实行，其中包括各种生活方式、思维方式、风俗习惯、价值规范、信仰体系、审美标准、政治理念以及社会制度等。
互文化对话必须开放而多维（multidimensional），不断地面临各种新的可能性。在《全球对话主义：21世纪的文化政治学》一书中，中国学者金惠敏提出： 全球文化并不是单一文化，而是永远处在一种“对话”的过程中，是为“全球对话主义”。“对话”包含了对自身的超越，因而具有全球性和抽象性，而“对话”也同时假定了参与对话者的不可通约性，“对话”由此得以持续。“全球对话主义”将是一种新的全球意识形态，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需要这样一种理论，一种眼界，一种胸怀，或者一种态度。
“互文化对话（Intercultural dialogue）”被当作了管理欧洲和国际内外多样性和加强民主的主要手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欧洲理事会已将其作为不同宗教间和不同信仰间发展关系的前提，并日益与以自由、民主、人权和宽容为诉求的现代性和国际主义自由理论联系在一起。“跨文化对话”现在堪称为“文化政策”的主导范式，是发展跨文化理解的教育基础。它可避免全球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跨文化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有所不同。 多元文化主义强调在某一特定国家或社会团体中的文化多元性；而跨文化主义则关注超越国家与社会团体界限的交流。
所谓新对话主义是在跨文化主义、全球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新语境下产生的（尽管这三者之间存在着矛盾性和负面性），因此它远远超出了巴赫金旧对话主义的范畴局限，故涉及到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宗教、教育、艺术等各种社会文化领域。西方儒学也早已沿着这条新对话主义的路数发展。
儒学思想在国际上越来越受重视
在全球化时代，社会间道德价值观的共同表达就像全球化经济中的共同货币。没有一种货币是预先决定要成为世界货币的；没有一种道德价值的单一表达是预先决定要在全球范围内共享的。全球无边界对话的最终目标是通过说服来促进某些道德价值；它不应仅仅强迫人们改变他们的行为，而应说服人们接受他们没有明确接受的某些道德价值，或接受比他们更重要的某些道德价值。华裔学者李晨阳认为，这是国际人权对话的本质。
“ 在儒学语言中，‘人性’是一个社会和道德的概念，而不是生物学的概念。换言之，儒学可能是一种人文主义，但不是一种‘物种主义（speciesism）’……这种传统本身并不具备所有智人平等人权的价值。倘若人权倡导者想把这种价值观推销给中国文化，他们就需要说服中国人民接受它。”《当代中国儒学复兴》（The Renaissance of Confucian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一书揭示，儒学学者的“新一代”即将到来。中国正在重新认识到自己文化的力量和重要性。
有华裔学者试图将美国实用主义与中国哲学加以“沟通”与“对话”，对中国哲学产生了新的诠释，并对过程哲学中的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通过概念化的分析，中国哲学术语不仅是一种通过规定的过程向我们提供现有世界知识的回顾性语言，而且是一种开放的、前瞻性的词汇，通过生产性的联想，使哲学家能够实现一个理想的世界。为此，应当引入了一个新的术语“儒学实用主义（Confucian pragmatism）”。尽管美国实用主义与儒学哲学有许多不同之处，但有足够的概念重叠，使儒学实用主义成为一个可行的、令人兴奋的研究领域。因此，儒学思想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上越来越受重视。儒学价值观被誉为普遍的方式，尤其是在当前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危机面前。
儒学思想的传承至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其哲学家的思想已被公认为是西方思想的东方替代品。 这种回归中国本身的传统和理想可以被看作是中国新自信的象征。
通过批判性地运用儒学的两个最主要理论：儒学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和贤能精英主义（meritocratic elitism），有韩裔学者探讨了一种全球无边界对话的民主模式，这种模式在儒学和东亚社会当代多元语境中具有文化相关性和社会实用性。通过对儒学家族主义（familialism）的再利用，可建构一种在道义上对仍浸透儒学的东亚人来说是可接受的公共理性模式，并以此为视角对儒学的民主福利主义（democratic welfarism）和政治精英主义加以理论化。然后，再将这种儒学民主理论应用于韩国，而这个国家也许可称为东亚儒学化的社会，并通过观察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侮辱法（insult law）以及移民政策的案例，从而检验了该理论在韩国日益个性化、多元化和多元文化社会中的实用性。“但正是这种激进的语境主义促进了顺从性，使人们愿被个人或非个人的权威所领导。然而，它不同于更加公开的政治屈服。”
“无边界对话”不仅建立在全球化与多元文化主义的基础上，并还有一种全方位、多维度、大视角，渗透一切领域的新特征。显然，关于儒学中的形而上学、认识论、伦理学、美学和社会政治思想，还有许多其他重要的问题或领域，至今还没有涉及到。全球无边界对话趋向的意义是多重的：它为当代西方儒学研究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阶段，并将孔子思想逐渐广泛而深入地扩展到西方知识界的其他人文领域甚至普通民众之中。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90期第6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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