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甄女士。
最让人动心的是苦难中的高贵。
而她的高贵，是一生从未向命运低头。
她叫姚念媛，还有一个让大众熟识的名字叫郑念。
她家境显赫，美的不可方物，曾四次登上《北洋画报》封面；但是她的命运却多舛，中年丧夫，晚年丧女，又经历了将近7年的牢狱生活。
出狱后，她又写下了《上海生死劫》，让人看到了她比古瓷更硬更美的灵魂。
1915年，姚念媛出生在北京，成长在天津。她的家世显赫，祖父参加过戊戌变法，担任湖北教育司司长，父亲早年留学日本，少将军衔。姚念媛从小就接受良好的教育，享受着富足的生活环境。
当时，《北洋画报》经常使用社会上的名媛作为封面，姚念媛凭借自己明艳动人的美貌，曾四次登上《北洋画报》的封面，她也因此名动京津，成为风云人物，一时风光无限。
大家都以为姚念媛会因此找个门当户对的家族早早完成婚姻大事，她却安心的在中学读书考入燕京大学，又去了伦敦经济学院留学获得了硕士学位。
在伦敦，姚念媛遇到了自己的爱人----比她大五岁的中国留学生郑康琪。他们在英国结了婚并有了女儿郑梅平。
当时，郑康琪担任国民政府驻澳大利亚外交官，两人在澳洲生活了7年。
1948年10月，姚念媛和丈夫决定带着6岁的女儿回国。
她说：“我们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回国，希望为国家做贡献。”
回国后的郑康琪担任外交顾问，后来又成为壳牌石油公司上海分公司总经理。这个公司也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唯一留在内陆的西方石油企业。
姚念媛把上海的家安排的精致而富有情调，她在家里放上了皮沙发、钢琴和无数的中外书籍。
她的家被人称赞：“这里为乏味都市中舒适、优雅的绿洲。”
但这样的生活，过了不到十年。
1957年，丈夫郑康琪身患癌症，很快就离开了人世。
42岁的姚念媛失去了丈夫，她带着女儿成为这个家庭的顶梁柱。她思念丈夫，甚至把自己的名字改为了：郑念。
后来，她接替了丈夫的工作，成为了总经理顾问。
她努力而认真的生活，希望今后的日子跟从前一样的幸福。
她凭借着惊人的学识，起草多家公司与内陆之间的重要通信，成为了当时在世界著名公司里从事高级职位为数不多的女性。
她坚持自己的生活品质，她坚持只穿旗袍，家里陈设明清古董，出门有车接送。
并在家里放上唱片，与女儿一起谈论国内外局势。
这一切的生活让她骄傲，“我的居所，虽则称不上华厦美屋，但就是以西方标准来说，也可属于趣味高雅的了，我力求让它成为我们母女俩一个温馨舒适的安乐窝。”
9年后，郑念和女儿从”安乐窝“一下掉入了深渊。
1966年，壳牌石油公司关闭了在上海的办事处。
那时郑念的女儿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做演员，她本想带女儿一起去香港旅行一段时间，可女儿怎么也不肯离开。
那时的郑念已经感到了时局的变化，她把钱从银行取出，全部分给了家里的佣人们。
“为了替我的佣人着想，在对我家宅查封之前，我已决定把那六千从银行支出的钱分给他们。”
不久后，她就因为在英国留学的经历，又长期在外商公司工作，被控为英国间谍。
她被没收了家产，甚至连她和丈夫研究多年的中西方文化资料也被烧掉了。
当时，她的女儿惊慌失措，她镇静地说“凡事总要往前看，不要往后看。等过去后，我们再布置一个新家，它会比过去更美好。”
很快，郑念被关进上海第一看守所，成为代号1806的囚犯。
这时她却为丈夫庆幸：
“自他逝世后，我这还是第一次，不为他的去世惋惜。谢天谢地，他不在了。否则，他必然难逃一场凌辱和迫害。”
进入监狱后，里面的生活比她想象的要糟糕百倍。
天花板布满蜘蛛网，墙壁满是黑色裂缝，坑坑洼洼的水泥板上遍是尘埃污垢。
她借来扫帚，把监牢打扫得干干净净。
她给存水用的洗脸盆做了防尘盖，她借来针线将毛巾改制成马桶垫子。
她用自己每顿剩下的米饭当作浆糊，将手纸一张一张地贴在沿床的墙面之上，这样她的被褥便不会被墙上的尘土弄脏。
她还自己编了一套运动操让自己保持体力、保持清醒。
后来的一段时间，她的手被长时间反铐在背后，手腕被磨破了，手也因为长时间麻痹而不能有大动作，但是每次上完厕所，她都要拉上西裤的拉链，只因为敞开裤链“太失体面了”。
为了恢复臂力，她每天在狱中坚持锻炼，几年后才逐渐恢复。
在监狱的这么多年，她拒不认罪。
甚至一个狱中医生对她说：”这么多年来，我们从未见过像你这样的犯人，如此好斗不驯。”
后来，她有了提前出狱的机会，但是她不从。
她说：“我没有罪，我要你们赔礼道歉。另外必须在上海和北京两地的报纸上公开刊登道歉声明。”
后来，还是靠她女儿的消息把她骗着出了狱。
1973年，她和一群女囚从上海提篮桥监狱大门走出。
与旁人不同的是，她没有蓬头垢面，而是朴素的干净。
出狱后，她得知她唯一的女儿去世了。
她悲伤的像是失去了全世界。
1980 年 9 月，满心悲伤的郑念只带了一个箱子和一个装着二十美元的手提包。去美国定居。
离开之前，郑念把家中仅剩的文物全部无偿捐赠于上海博物馆。
独自一人的郑念，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了小说《上海生死劫》，她用理智与信念，坚强地生活。
她四处参加演讲，资助青年学生，将把自己的稿费设立了“梅萍基金会”，专门资助中国内地的留美学生。
1988年，郑念将丈夫和女儿的骨灰洒在了太平洋，“因为太平洋通中国，海水会将她带回上海。”
2009年的一天，94岁的她在浴缸里摔倒起不来，因为独居，当时没有人发现她。
幸好第二天，她约好的一个朋友来访，按铃无人答应，特地叫来大厦管理员打开房门，郑念才被送入医院。但因为感染，医生告知她的寿命最多只有一年。
她听了，平静地回答：“我已经活够了，我要准备回家了！”
她留下了遗嘱，死后骨灰同样洒进太平洋，一家三口在黄浦江汇合。
老年的郑念经常说的话是：“一个人主要的就是，不要气馁。你一定要有一个希望，并且有信心、乐观，朝着那个望走。”
她一生浮沉，经历过无数绝望。但是她那上扬的嘴角和被岁月雕琢的面容却愈发典雅。
生活啊，日子啊，重要的不是你能打出多重的拳，而是能扛住多重的拳，坚持不倒却依然向前。
部分资料来源：
凤凰网：郑念晚年接受采访谈《上海生与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