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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那篇《让二战美军痴迷的”东京玫瑰“》。

在那篇文章里，我想表达的一个意思是：在大时代的背景下，很多小人物，其实是没有办法掌控自己命运的。

今天要说的这个人，和“东京玫瑰”户粟郁子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相同的是，他也是大时代下的一个渺小的个体。

不同的是，他一直在为自己的命运，甚至是他所处这个国家的国运做抗争。

他的名字，叫王亚樵。

国民党中统骨干沈醉曾有一句话：

“人人都害怕魔鬼，但魔鬼害怕王亚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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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亚樵，1889年2月14日出生于安徽合肥磨店乡。

你很难想象，后人会把“暗杀大王”这个头衔放到王亚樵身上——作为一名清朝出生的人，他参加过科举考试，名列前十。

王亚樵家境贫寒，祖父和父亲都为地主耕种田地，从小就受到从官吏到地主的各种欺凌，这使得王亚樵从小就有一种反抗精神，同时，他也特别能体会穷人的疾苦。

1911年，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辛亥革命把清王朝给推翻了。

这一年，王亚樵22岁。他干了件当时看起来石破天惊的事——他集合了一批同乡，在合肥宣布成立“合肥革命军”，撤销清廷一切官吏，成立“军政府”，宣布独立！

王亚樵自认追随的是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可是，孙先生并没有让他来管合肥，而是派了一个叫孙品骖的同盟会的人来合肥接管。

孙品骖到了合肥后，也成立了军政府，宣布独立。于是，两个“军政府”闹起了矛盾：王亚樵主张立刻打击土豪劣绅，开仓济民，但孙品骖主张暂时不要动这个阶级的利益。

两个“军政府”就这样吵了起来，结果，“孙政府”先下手为强，围捕了“王政府”，王亚樵身边的骨干均被枪杀，他本人因为去乡下集合队伍，幸免于难。

这件事对王亚樵的一生有很大的影响，不仅仅折射出了他的政治主张，并逼得他开始人生中的第一次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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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11年到1921年，整整十年，王亚樵没有安定过。

从合肥到安庆，从南京到上海，王亚樵创立过协会，组织过军队，做过不少事情，结交了很多朋友，也得罪了不少人。

在这其中，有三件事值得一说。

第一件事，是1913年在上海期间，王亚樵结识了倡导“无政府主义”的北大教授景梅九，进而参加了“无政府主义研究小组”。这段经历，对本来就有独立反抗精神的王亚樵产生了很大影响，也基本打造了他今后的三观：什么政府官员，军阀元首，只要你是强权，我就要消灭你！（王亚樵曾因为看不惯段祺瑞独裁，强烈建议孙中山”轰炸北京总统府，炸死段祺瑞”）

第二件事，是1921年，王亚樵又回到上海（也是因为得罪了人被追杀），从朋友手中接管了“安徽旅沪同乡会”。

有一次，一名安徽籍工人被资本家拖欠工资，不仅索要不成，还反而被毒打。

王亚樵知道这件事后，当即派人去铁匠铺打造了100把斧头，率领100名大汉手提利斧，直接冲到了资本家的家门口。资本家忙道歉赔付工资。

自此以后，王亚樵在上海声名大振，他的帮会，被人称为“斧头帮”。

周星驰电影《功夫》里的“斧头帮”，其实确有其事，帮主就是王亚樵。

第三件事，是1923年前后，王亚樵奉军阀卢永祥之命，在湖州招兵买马。在这期间，王亚樵和一个叫戴笠的人义结金兰，成为了拜把子兄弟。

这个人，日后决定了王亚樵的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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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亚樵的“斧头帮”，当时在上海牛到什么程度？

1932年，王亚樵因为种种原因，得到了上海轮船招商局一艘叫“江安”号的轮船的使用权。但是，“江安号”的原经理张延龄却拒不交船。

张延龄为什么有那么大的胆子，敢和王亚樵作对？因为张延龄是张啸林的侄子。

张啸林又是谁？张啸林和杜月笙、黄金荣一起，并称为当时上海滩最大的三个流氓大亨。（参看：《一个流氓大亨的正面和反面》）

面对这样强大的对手，王亚樵怎么办？他二话没说，晚上派人在张啸林家后院的墙上炸了一个大窟窿。

张啸林顿时害怕了。于是，张延龄又找到了另一个大亨——杜月笙。因为张延龄本身也是杜月笙的门徒。

杜月笙又是怎么做的呢？他毫不犹豫地，勒令张延龄必须把“江安号”交给王亚樵。据说张延龄还不情不愿，杜月笙开口大骂：“你今天要是不交这个船，就别踏出我家的门槛！”

至于还有一个大亨黄金荣，早就警告过自己的门徒和手下：“千万别惹王亚樵，这人不要命。”

杜月笙、张啸林和黄金荣。当时人们评价这三个上海滩黑社会老大：黄金荣贪财，张啸林擅打，杜月笙会做人。

其实何止上海滩三个流氓大亨，王亚樵连当时的“东北少帅”张学良也没有放在眼里。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之后，张学良带着家人和部属到上海来休养。（参看 《“九·一八事变”前后的四张面孔》）由于当时张学良“不抵抗将军”的声名已经远扬，有不少国人恨之入骨。到了上海后，为了以防万一，杜月笙直接把张学良接到家里居住。

在上海滩，有杜月笙罩着，谁还敢乱动？

王亚樵就敢。

张学良入住杜府没多久，杜府门口就被放了一颗拆去引信的炸弹。然后杜月笙就接到了王亚樵的三个条件，要他务必转给张学良：

1、要么立刻回到东北去，重整兵马，和日本人决一死战。

2、如果不肯战，也请回到东北，自杀以谢天下。

3、如果不肯死，就把财产全部捐出来，购买军火，支持关外的抗日义勇军。

王亚樵要求，三个条件张学良至少要满足一条，不然第二颗就是有引信的炸弹。

堂堂东北少帅，30万东北军领袖，思前想后，在杜月笙的规劝下，出国考察去了。

张学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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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单单只是一个黑社会老大，王亚樵还不至于那么有名。

让王亚樵成名的，是他的暗杀。而且，他暗杀的，都不是泛泛之辈。

王亚樵第一次有名的暗杀，对象是淞沪警察厅厅长徐国梁。当时王亚樵投靠的是军阀卢永祥。因为军阀之争的各种利害关系，卢永祥必须杀掉徐国梁。

在1923年11月10日，徐国梁被王亚樵派人枪杀于上海“大世界”对面的浴室门口。手握7000名上海警察的警察局长，王亚樵说杀就杀。

如果说徐国梁被暗杀，王亚樵还是“受命行事”的话，那么接下来的暗杀，都是出于王亚樵自己的想法。

纵观王亚樵之后的暗杀对象，只有两条主线，一条是反蒋，一条是抗日。

我们先把“反蒋”放在一边，说说“抗日”。

王亚樵和他的下属们

王亚樵最有名的一次暗杀，发生在1932年。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面对日军在上海的挑衅，在上海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奋起反抗。和后来的杜月笙一样，王亚樵以一个帮会老大的身份，召集了3000名帮众，在太仓协助正规军作战。

“一·二八”事变最终以日军获胜而告终。4月，日本外相重光葵到上海，竟然决定于“天长节”（日本天皇生日）在虹口公园举行“中日淞沪战争胜利庆祝大会”。

在别人的国家中举行侵略者庆祝胜利的大会，对中国人而言简直是奇耻大辱。当时的行政院副院长兼京沪卫戍总司令陈铭枢在上海找人商量对策，看看是否能捣毁“庆祝大会”。

但由于时间紧张，日本人的防范特别严密，会场当天只准日本人和朝鲜人入场，所以完成任务的难度极高。

但这难不住王亚樵。

王亚樵联系到了朝鲜流亡在上海的革命党人安昌浩，安昌浩找到了24岁的朝鲜青年尹奉吉。能说一口流利日语的尹奉吉，在4月29日带着装有定时炸弹的热水瓶和装有手榴弹的饭盒，顺利混入了虹口公园会场。

那一天，定时炸弹按时爆炸，尹奉吉怕威力不够，还补扔了一颗手榴弹。“一·二八事变”的日军总指挥，陆军大将白川义则伤重不治毙命，重光葵失去了一条腿。

这场著名的暗杀，让很多人对王亚樵刮目相看，包括蒋介石。

当时报纸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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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其实很早就注意到了王亚樵。

蒋介石和王亚樵当年均追随孙中山，按理，理念是一致的。但是，蒋介石在1927年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让王亚樵产生了不同的想法——王亚樵认同的是国共合作，北伐打倒军阀。

“四·一二”之后，蒋介石建立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原来内定王亚樵是津浦铁路护路总司令。结果，在奠都仪式上，代表工人发言的王亚樵，公开反对蒋介石的政策，要求大家勿忘总理遗愿，团结一切力量，将北伐进行到底。最后，他带领众人高呼口号：“打倒军阀！停止屠杀！”

这下惹恼了蒋介石。

蒋介石于是密令南京警察厅厅长温剑刚逮捕王亚樵。可是，无论蒋介石还是温剑刚，都小看了王亚樵——南京警察厅侦缉队的队长张祥率队包围王亚樵居所的时候，发现王亚樵和他的人都全副武装。结果，侦缉队队员被全部缴械，眼睁睁目送王亚樵离开后，才被归还武器。

就从那时起，王亚樵开始积极反蒋。而他的反对，从不仅限于口头抗议。

1928年，王亚樵派人暗杀了全国建设委员会委员长兼安徽建设厅长张秋白，1930年，他又派人暗杀了向蒋介石告密的轮船招商局总办赵铁桥。

但这两个人，都没有引起蒋介石的重视，或者说，蒋介石那时候还不知道，幕后主使是王亚樵。

1931年，王亚樵又干了两件大事。

首先，他经过周密策划，派人在庐山直接刺杀蒋介石，但因为杀手乱中开枪，没有击中（史称“庐山刺蒋”）。之后，他又安排人在火车站暗杀财政部长宋子文。但杀手认错了人，宋的秘书唐腴胪成了替死鬼（史称“北站刺宋”）。

宋子文

但因为保密工作做得好，蒋介石当时都不知道是王亚樵干的。在王亚樵策划了虹口公园爆炸案后，蒋介石还是想和王亚樵讲和。

当时，蒋介石派人给王亚樵送去了4万大洋，并许以陆军中将军衔。但王亚樵拒绝了，并且轻描淡写回了一句话：“蒋光头拥兵百万都不抗日，我们老百姓抗日，无须答谢。”

1932年，英国人李顿率国际调查团调查日本入侵东北一事，调查结果明显偏袒日本，王亚樵大怒，决定派人暗杀李顿。然而，暗杀李顿的计划最终失败了，派去暗杀的人还被抓捕了，最终供出当初刺杀蒋介石和宋子文的幕后主使，都是王亚樵。

这一下，蒋介石又惊又怒，冷静之后，他决定给王亚樵最后一次机会。

1933年，蒋介石通过戴笠、胡宗南、胡抱一三个人，通过中间人联系上了王亚樵——这三个人，在当初的湖州，都和王亚樵是拜把子的兄弟。

王亚樵给出了与蒋介石和解的条件：

一、对南京、苏州、上海等地，凡因我被逮捕的人，一律释放。

二、跟我吃饭的人多，要解散他们，非100万元不可。

据说，蒋介石同意了这个条件，但也提出了一个条件：对于当时西南的“反蒋派”，无论是胡汉民、李济深、陈铭枢、李宗仁还是陈济棠，王亚樵对其中任何一人开一枪，表示诚意诚意即可。

王亚樵闻之大怒，认为蒋介石是在陷他于不义，断然拒绝。于是，蒋、王二人，失去最后一次和解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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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到了1933年。

蒋介石悬赏捉拿王亚樵的赏金，已经到了惊人的100万元——两年后，蒋介石为中共那些领导开出的悬赏价格是：毛泽东、朱德和徐向前，各10万元，彭德怀和林彪，各6万元，周恩来和博古，各5万元。

换句话说，毛泽东等7个人的赏金加在一起，才到王亚樵赏金的一半。

但越是这样，王亚樵就越是不罢手。

1933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按期举行，会后，代表委员们合影留念。获得采访资格的“晨光社”记者孙凤鸣，取出藏在照相机内的手枪，对着前排的汪精卫连开三枪，其中有一颗子弹击中汪精卫脊椎骨，一直无法取出，最终成了9年后汪精卫的死因之一。

策划这起轰动一时的暗杀事件的，正是当时已在香港避难的王亚樵。而汪精卫

其实只是王亚樵要杀的“二号对象”，“一号对象”，恰恰是先前正好离席的蒋介石。

还没等蒋介石惊魂落定，国民党外交部次长唐有壬因为在上海主持媚日谈判，又被王亚樵派人暗杀。

蒋介石彻底被激怒了，他找来了自己手下的特务头子戴笠——当年王亚樵的结义兄弟，对他说了一句话：

不惜一切代价抓到王亚樵，不然就自己割下自己的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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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在经历了几次失败的逮捕之后，几乎已经走投无路的戴笠，终于等到了一个机会。

当时的王亚樵，在香港也已经没有容身之地，所以去了广西梧州。失去线索的戴笠最终想出了一个办法：

王亚樵素以肝胆对下属，那么就从他的下属下手。

戴笠派人从香港把王亚樵的下属余立奎绑到了南京，但没想到余立奎坚决不肯吐露王亚樵的下落。但戴笠找到了另一个突破口：余立奎的妻子余婉君。

在戴笠给了10万元和许诺抓到王亚樵就放出余立奎之后，余婉君供出了王亚樵的去向。

余婉君随后来到了广西梧州，想方设法找到了王亚樵。她给出的理由是：余立奎被抓起来了，她们母子在香港无处安身，只能拜托王亚樵能否在广西梧州给她找个住处。信以为真的王亚樵当即让人安排余婉君的住处。

蒋介石和戴笠

1936年10月20日，“暗杀大王”走到了他天马行空的人生终点。

那一晚，因为之前承诺过要让余婉君的佣人带字条给监狱里的余立奎，王亚樵独自来到余婉君的家。

刚进门，早就躲在门后的特务就往王亚樵脸上撒了一把石灰，然后10几个特务一拥而上，准备活捉王亚樵。

然而，王亚樵毕竟不是等闲之辈，挣脱众人后，掏出了手枪。特务们见状，决定将王亚樵击毙。王亚樵最后身中五枪，被刺三刀，当场身亡。为了灭口，特务随后又击毙了余婉君。

一代“暗杀大王”，最终死于特务的暗杀。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天，离1936年12月12日还不到2个月。12月12日，那个当初被王亚樵吓得逃离上海的张学良，在西安绑架了蒋介石。

王亚樵一直盼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他死后不久，终于正式形成。

【馒头说】

想了半天，还是很难形容王亚樵这个人。

他不是一个政治家，也不是一个军事家，更是从来没有过一个像样的政经官衔，但在那段中国黑色的时代里，他一直是在以一己之力，对内监督政府官员，对外报仇雪耻。

只是他的这些行为，不是靠嘴，不是靠笔，而是靠枪和炸弹。

按照军统后来汇报给蒋介石的材料，就在被刺杀之前，王亚樵已经联系上了延安，准备投奔共产党。

周恩来提到王亚樵遇难时，十分惋惜地对人说：“若是我们早点把王亚樵先生接来延安，该能为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事业做出多么大的贡献啊！”

但我个人觉得，以王亚樵的性格，也未必能呆得长久。

倒不是因为其他，而是对于王亚樵而言，民族大义和是非观念自然分得非常清楚，但他习惯的是独来独往。

向国家和政治展现个体的力量，这是王亚樵赢得掌声的关键，却也是他悲剧收场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