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宣布:自即日起对美国国会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以及美国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布朗巴克,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克鲁兹,联邦众议员史密斯实施相应制裁。
为什么是他们四位?我们来一个个起底。
美国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 布朗巴克
萨姆·戴尔·布朗巴克(Samuel Dale Brownback),1956年生,现年63岁,共和党人。2011年-2018年,担任美国堪萨斯州州长。2018年2月1日起,在总统特朗普的提名下,任美国国际宗教自由事务无任所大使。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事务无任所大使(United States Ambassador-at-Large for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是美国国务院设立的专门负责领导下属机构国际宗教自由办公室(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Act of 1998)的无任所大使。无任所大使通常为了外交的特定计划或任务而设定。
英国《金融时报》曾报道称,“布朗贝克先生的工作使华盛顿成为谴责维吾尔人待遇的西方政府中最激烈的声音之一。”事实上,布朗贝克不仅在新疆问题上指手画脚、说三道四,他还在西藏、香港、台湾等问题上大放厥词,且反华行为由来已久。
早在2004年3月,当时还只是普通美国参议员的布朗贝克就曾撰文称,“香港问题并非纯中国内政”。时任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批驳道:“这位先生说这种话只能表明他对香港的历史和现状缺乏了解。”港媒当时质问其对香港事务指手划脚居心何在?但他对香港的声音豪不在意,仅一个月后,就向美参议院提出香港问题决议案,要求美国会表态“支持香港人应有自由决定民主改革的步伐”。
这样一位热衷于操弄反华议题的政客,在2018年当选为国际宗教自由大使后,更是卯足了劲儿的在涉疆、涉港问题上大做文章。
布朗巴克与十四世达赖喇嘛
2019年3月,布朗巴克先后跑去香港和台湾搞事,在一些宗教会议上发表批评中方的强硬言论,包括批评中方对待新疆维吾尔族人的方式。更为过分的是,2019年10月,布朗巴克在印度会见打着宗教幌子,在境外长期从事反华分裂活动的政治流亡者——十四世达赖喇嘛,并信口开河地称“西藏民众不被允许在西藏自由信奉宗教”。
据《德国之声》报道,这位扬言要为西藏争取自由的大使,在采访中透露自己“希望前往西藏,而且‘不受约束限制’,还希望能造访西部的新疆地区”。这无疑是一记响亮的耳光,坐实了他就是一位根本没有亲自去过西藏、新疆,只是戴着有色眼镜和反华意识形态的所谓“大使”。
联邦参议员克鲁兹
特德•克鲁兹(Ted Cruz),1971年出生,现年49岁,共和党人,德克萨斯州参议员。作为共和党保守派的一员,克鲁兹在诸多问题上有强烈反华情绪及行动,尤其在去年香港“修例风波”期间,克鲁兹成为了最受瞩目的美国访港政治人物。克鲁兹先后会见过“乱港分子”黎智英、陈方安生、罗冠聪、周庭等,其与乱港势力的密会和阴谋屡屡被揭露和猛批。
2019年10月访港期间,克鲁兹曾穿梭香港示威地点,包括黑暴分子投掷燃烧瓶的示威活动,但他却对外称“在香港没见到任何暴力行为”、污蔑警方“暴力镇压”。这一说法遭到特首办及外交部驻港公署痛批,直指其“睁着眼睛说瞎话,昧着良心搞破坏”。
克鲁兹与“乱港分子”黎智英、陈方安生等
除去利用香港问题大做文章外,克鲁兹还一直对新疆、西藏事务说三道四、指手画脚。早在2018年,克鲁兹就与“反华急先锋”卢比奥等人在参议院通过了一项决议,该决议声称西藏地区缺少宗教自由以及人权。克鲁兹曾在推特上扬言:“自豪地支持西藏人民,并将继续努力提高西藏在美中关系中的地位。对人权的沉默赋予了中国权力,我们绝不能停止为中国的自由说话。”
但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这条推文下面的竟都是质问其作为参议员如何对待校园枪击事件的评论:“你看校园枪击事件怎么办?”、“请与枪支暴力的受害者站在一起,并敦促国会通过枪支管制法律!”。
在新疆问题上,克鲁兹也曾在推特上大放厥词,蔑称“有关大规模拘禁新疆维吾尔人的泄露文件展示出中国共产党的邪恶。”
对自己国内、自己份内的事情置若罔闻,却对中国内政妄加评论、横加指责,克鲁兹之流的嘴脸早被中美两国及世界人民看穿。可笑的是,克鲁兹与特朗普还有个“别苗头”的故事。特朗普曾公开嘲笑道:“特德•克鲁兹这样一个撒谎和不诚实的人怎么能成为一名福音派基督徒呢?”
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史密斯、卢比奥
史密斯与卢比奥在一个名为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简称CECC)的“反华委员会”当中,共任主席。
CECC是美国国会于2000年10月成立的独立委员会,被赋予“监察中国法治发展和人权”的法律职能,并每年向总统和国会提交一份年度报告。据悉,CECC委员会的活动经费是由美国国会拨款,委员会必须就其在每一个税务年中的支出向国会提交报告。而这所谓的报告就是对中国社会各个方面进行无端指责。说白了,多搞点“反华报告”就能多要点拨款。
2007年,史密斯首次进入CECC委员会担任委员,并于2011年担任委员会主席。
克里斯·史密斯(Christopher Smith),1953年生,现年67岁,共和党人。自1981年始,任美国众议院议员。2011年担任CECC委员会主席,长期以来一直对中国人权现状予以严厉批评。
有关史密斯个人的讯息虽然并不多,但光凭其在CECC委员会任9年主席的履历来说,其反华行径便可想而知。
与史密斯并肩坐“高位”的是有着“反华急先锋”之称的卢比奥。且后者一进入CECC委员会就直接担任主席,时至今日。在史密斯和卢比奥的“强力领导”下,CECC委员会在2019年年度报告中大肆渲染香港“修例风波”并妄称“中国人权和法治状况在这一年恶化”,要求美国政府对中国官员和企业采取更有力的政策与制裁。对此,时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外交部驻港公署和香港特区政府纷纷对所谓报告强力回击,批评该报告“满纸荒唐、一派胡言”。
马尔科·安东尼奥·卢比奥(Marco Antonio Rubio),1971年生,现年49岁,共和党人。长期对华持敌对态度,是多份反华提案的发起人。
从在美国渲染“孔子学院”的威胁、到在美国国会支持“台独”,再到蔑称华为“专利流氓”,卢比奥在中国问题上可谓“逢中必反”。美国针对香港和新疆人权法案的幕后推手便是他。
2019年年底,美国众议院通过所谓“2019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敦促特朗普加强对中国政府新疆少数民族政策上的“干预”。而早在2019年年初,卢比奥就提出了该法案,其中包括希望美国政府对所谓的“肆意侵犯新疆少数民族人权”的中国官员实施制裁、出口限制等等。
打“反华牌”,捞政治利益
行为导向目的。以上四位被制裁者反华背后的政治原因有很多且不一,但其中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借打“反华牌”积累政治资本、明晰政治标签,从而为自己在政坛走得更远,甚至走向总统宝座做铺垫。以上四位中,除了史密斯,其他三位都曾经参与美国总统竞选,不乏有人有意继续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