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知道大革命是左右派的起源，但是对于其具体经过却并不熟悉。在公布《人权宣言》后，爱国英雄的共识达到顶峰，这也意味着此前一致对抗王权的革命者内部即将出现分歧，在1789年9月10日关于国家体制的宪法辩论中，这种分歧被明确的展现了出来，穆尼耶、米拉波、马卢埃等王政派想要效仿英国式体制，即以设立上下两个议院，并赋予国王否定性否决权以维系立法与行政机构的平衡，然而这一提议被代表们以490比89的绝对比例否决，在迪波尔、拉梅特、巴纳夫看来，将好不容易整合起来的统一立法机构分离毫无意义，并且最终只给路易十六留下了搁置性否决权，而西耶斯、罗伯斯庇尔甚至反对给予国王否决权。正是在这场辩论中，穆尼耶等王政派坐到了会场的右边，而巴纳夫等之后的斐扬派（他们此时的名字是雅各宾派）则坐在了左边，从此在现代政治中，左意味着激进，右代表了保守，而关于在法国建立英式政体的可能性，则在大革命的第一次辩论中夭折了。
何谓英国式政体呢？对于18、19世纪的法国人而言它至少包括以下两个特征：第一，注重政治上的平衡，它包括不同政党之间的平衡、上下两院之间的平衡、议会与国王之间的平衡，而平衡的前提，则是承认不同主体之间利益的不一致，并且给予其正当性，换句话说则是认可存在一个“合法的反对派”；第二，为了维持这种平衡，政权需要由那些资产阶级精英掌握，因为他们恰好处于社会结构的中间位置，因此能够最好的把握不同利益的平衡。这种政治理念一定程度上在美国得到了继承，尤其是在《联邦党人文集》中，美国的国父们充分肯定了党争对于政治的重要意义。
在法国，对于英国式政体的讨论由来已久，18世纪前半叶由于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亲英派的影响，法国人对于英国的认识相对理性，然而随着七年战争的爆发，反英情绪在法国高涨起来，并进而影响了法国人对英国式政体的看法，法国人认为英国充满着贪婪和私利，维持党派和利益平衡的英国宪法不过是派系之争和暴力的来源，在法国人眼中，英国在经济上是贸易公司和雇佣兵的牺牲品，政治上则被派系和政党撕裂，他们甚至嘲笑道：“什么样的体制会如此轻易地就饱受民众之害，甚至犯下不可想象的弑君之罪？”（很快你们就会知道了）从这个角度而言，王政派在制宪议会中的挫败，只是长期以来对英国式政体敌视的缩影，在大多数革命者眼中，无论他们将在之后被划归于斐扬派、吉伦特派还是雅各宾派，一个神圣而不可分裂的法国都是无可争议的。
然而奥尔良王朝却成为了一个例外，他身上体现出典型的英国式政治风格，而奥尔良王朝时期也成为近代以来仅为罕见的英法关系相对融洽的时期。奥尔良王朝是当时欧洲唯一一个宣称自己是资产阶级君主制的国家，当然这里的资产阶级指的是广义的富裕阶层，而非马克思意义上以生产关系为标准的资产阶级，后者直到1850年代才在法国出现。这种政治风格集中体现在路易·菲利普本人身上，路易菲利普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朴素的形象：在下议院低调的加冕、经营自己重视家庭的形象、他走路上班，手里还拿着现代人勤俭的标志——雨伞，而拿伞的国王这一形象几乎成为资产阶级君主制的标志。在他的统治下，基佐领导的自由派掌握了权力，他们立即扩大了选民名额，宣称自己是理智而稳定的中间派。
然而当奥尔良王朝宣称自己是资产阶级君主制时，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是中间性质的，却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诚然，奥尔良王朝将选民资格的财产要求从300法郎下降到200法郎，候选人从则1000法郎下降到500法郎，从而使得选民人数从10万人扩大到25万人，然而这样的数字也只是使得选民人数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从复辟王朝时期的0.2%扩张到0.7%——换句话说，国家的统治者从占全国人口0.2%的精英转换为占全国人口0.7%的精英。这25万人有55%以土地为主要收入来源，另外45%来自于地产和其他行政或职业活动，投票仍然是有教养精英阶层的特权，而非真正位于中间位置的民众。
诚然，上议院不再是贵族的专有权利，并且取消了爵位世袭，然而整体而言，立法结构中的人员变化并不剧烈，下议院的地主比例从31%下降到23%，贵族比例则从40%下降到30%，但是商人的比例仍然很低，从1829年的14%上升到1831年的17%，再到1840的13%。而在政府机构中，基佐领导的新政府更换了83%的省级官员，88%以的省级以下官员，只有7名波旁王朝的省级官员得到了留任，军队和司法部门同样如此，但是这与其说是革命不如说是复原，在83名省级官员中有53名新官员曾在拿破仑时期任职，他们大多出身显赫并且世代从政。
因此，尽管路易菲利普反复强调自己参加过瓦尔米战役，到过热马普，以此强调自己与大革命的延续性，但是奥尔良王朝与复辟王朝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区别，只是将统治者从全国人口0.2%的精英转换成了0.7%的精英，法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国，被占有土地的名流统治，只是人数略有增长，路易·菲利普用拿破仑时代的“自由与秩序”取代了大革命时期的“自由、平等、博爱”，并试图用带有资产阶级色彩的《巴黎女人》取代《马赛曲》，所以最终他也将在1848年响彻巴黎的《马赛曲》中走向覆灭。从这个角度而言，奥尔良王朝之所以被视为资产阶级政权，更多是因为他们宣称自己是资产阶级政权，而这种宣称则进一步导致英国式政权在法国的彻底失败。
接受圣西门思想的法国左翼重拾起西耶斯的第三等级论，将资产阶级视为新时代的贵族，激进共和主义者米永写道：“贵族制的遗骸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又重新复苏了，让我们继续推翻它吧！”甚至连天主教也成为左派的思想资源，圣西门主义者从基督教中提炼意识形态，他们在1848年宣称只有民主共和主义才能在资本与信贷带来的恶行，实践福音的承诺。就像大革命时期的革命者将两院制、联邦制以及权力平衡视为对祖国的分裂一样，法国人再一次否决了英国式政体。换句话说，1848年的革命者不仅反对奥尔良王朝本身，更反对作为奥尔良王朝政治基础的英式政治理念。
为什么法国始终无法建立一个自由的、中间阶级的英国式政权？萨拉·梅萨认为这涉及到法国政治文化中的一些关键因素，比如不可分裂的人民和具有超越性的精神因素。英国式政体立足于少部分精英的统治，然而奥尔良王朝的反对者始终高举着普世主义和精神性原则，即使面对着19世纪的阶级分化，法国人也从未将其视为一种客观事实，而是需要被克服的障碍，而国家则是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环。从这个角度而言，在法国的语境中，“资产阶级君主制”这个词就像“人民富豪”一样，本身就是矛盾的，因为君主制必须代表整个民族，而不能仅仅是某个阶级，即使他是中间的那个。
福音书只承认两种形式的伟大，权力和贫困，前者演变为整合并超越左、中、右三个派别利益的波拿巴主义，后者则演变为代表整体性人民的共和主义，从这个角度而言，近代法国的政治斗争不是在左派与右派之间进行，而是在左翼的共和主义与统合左中右的波拿巴主义之间进行，在那些声称自己代表（represent）人民的一方与就是（embody）人民的一方之间进行，介于两者之间的奥尔良式中间道路的探索只能走向失败，他没有任何超越性，他就像路易菲利普本人那样世俗而平凡——一个拿着伞的国王。
奥尔良王朝在近代法国的尴尬地位，进一步促使我们对一些传统的概念进行反思，比如——西方。当我们在反对西方中心主义时，首先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在于：西方真的是一个整体么？今日我们所说的西方政治，在某种程度上或许只是“英美”，而不能涵盖欧洲大陆，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法国人是如何反对、抵制英国式的政治理念，他们始终相信国家与民族的神圣与不可分割，而英国式的平衡在这种普世主义观念下，在实际上被等同于分裂，因此他从未在法国生根发芽。也正是因此，萨拉·梅萨在《法国资产阶级》的结尾中提及：英美模式或许并非式西方文化的典型，而只是一种“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