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播 | 张钰良

出品 | 惟物论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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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10月4日，时任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收到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是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六个人呈上来的，其中也包括了茅盾，吴晗等人。报告的大致内容说，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为了更好地繁荣这方面的事业，我们准备对明十三陵当中的长陵进行一次考古发掘，通过对陪葬品等文物的研究，可以更好地了解明代历史。

说到长陵，可能很多人都比较了解，这是明成祖朱棣的陵墓。朱棣自从发动靖难之役，自己做了皇帝之后，便在北京给自己修了宫殿，也就是今天的故宫，还给自己修了陵墓，就是今天的十三陵，最后还把首都从南京迁到了北京。而事实上，朱棣也是入葬在十三陵的第一个皇帝。那么既然是第一个，所以他的陵墓——长陵的整体建筑规模和形制就非常地浩大。

鸟瞰明长陵

1955年，新中国刚刚建成没几年，想要主动发掘这么大一座陵墓，这可不是件小事情。所以习仲勋在当时不可能自己来决定这件事，于是就把发掘长陵的报告转给了陈毅副总理和周恩来总理，请他们批示。

在这个过程当中，时任文物局局长郑振铎，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夏鼐听说了这件事，便找到吴晗，劝他不要做这次发掘。因为我们当时考古的技术水平还没有那么先进，文物的保存和修复也有技术难题还需要解决，所以担心这样发掘之后会有问题。

但是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听了郑振铎和夏鼐的建议之后，并没有同意。而且他还怕这个计划受到干扰，就找到了郭沫若、邓拓等几个朋友，让他们到中央领导的面前一再强调这件事情的重要性，长陵的发掘工作是一定要做的。结果在五天之后，周总理的批示出来了，意见是同意发掘。

郭沫若和吴晗

得到了这个意见，郭沫若和吴晗很高兴，便成立了长陵发掘的委员会，也成立了考古工作队。考古队的队长叫赵其昌，他是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的高材生。长陵发掘委员会的领导就派他去做长陵的现场调查。调查什么呢？说白了，就是要先弄明白这座墓从哪开始挖。因为这种官方的发掘，肯定要找到这座陵墓的墓道入口，从陵墓的地宫大门进去，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不破坏这座陵墓，也才能更清楚地弄明白陵墓的地宫是什么样子。

但是另一方面，一般来说，陵墓的墓道入口大都十分隐蔽，不太可能轻易被人找到。尤其是帝王陵这种大规制的陵墓，墓道入口找起来就更费劲。所以当时考古队长赵其昌找了很长时间，也没能发现长陵的墓道入口在哪。找不到墓道口，就没办法发掘这座墓，这可怎么办呢？

这时候工作队里有人建议，既然长陵没有线索，不如改为发掘朱高炽的献陵。朱高炽是朱棣的儿子，但他只做了10个月的皇帝，跟他爸爸朱棣下葬的时间也只差了一年多，所以发掘这个陵墓，效果应该也差不多。可是大家把这件事情想得太简单了，献陵的墓道入口也一样找不到，这就尴尬了。

万历皇帝朱翊钧

两次失败之后，人们终于把发掘目标换成了定陵。这其中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定陵墓主人是万历皇帝朱翊钧，虽然人们都评价他是个昏君，一直不打理朝政，但是他在位时间特别长，当了48年皇帝，所以人们推测，他的陵墓，没准史料价值会更高一点儿。另一方面，万历皇帝的定陵建成比较晚，地面的建筑虽然被清军破坏过，但是总体来说，发掘之后的复原工作相对比较容易。

在把定陵当做了发掘目标之后，考古队面临的难题其实并没有变，他们还是要寻找墓道入口。有一天，考古队长赵其昌像往常一样在定陵附近寻找墓道入口的线索，走得累了，便坐在定陵宝城外面的一块石头上抽烟，想歇一会儿。没成想烟抽到一半儿，无意间一抬头，赵其昌就看见他对面高墙离地面三米多高的地方塌下去几块砖，露出一个直径半米的圆洞。这时候赵其昌一下子紧张起来，潜意识里感觉这个洞不一般。他赶忙叫过来几个同事，踩在人家肩膀上，借着太阳光往墙洞里看，但是看不太清，感觉里面像一个门券的上沿儿，但又不太敢确认，于是便把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夏鼐请了过来，说您来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夏鼐也是踩着别人肩膀，站上去之后打开手电筒，仔细往里面看，他发现墙洞里面的砖并不是一次性砌成的，有返工的痕迹，而且这的确有可能是一个门券的上沿儿。所以夏鼐初步判断，这个地方很有可能就是当初万历皇帝入葬的通道。

在做出这个判断之后，夏鼐把情况汇报给了吴晗，吴晗在兴奋之余，也打算把这个消息上报给领导，并让考古队做好定陵发掘的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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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时间来到了1956年的5月18日，在这一天，一辆大卡车拉着一堆桌椅板凳、锅碗瓢盆来到了定陵，这是考古队正式进驻发掘现场了。随车一起来的，除了考古队长赵其昌，还有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儿，名叫白万玉。白万玉虽然只是这支考古队的副队长，但这老先生的经历可是不一般。他年轻的时候，曾跟着斯文·赫定到中国的西部地区进行过科考。斯文·赫定是瑞典非常有名的探险家，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在中国西部做一些探险和科考的工作。他最早发现了楼兰古城，提出了“雅丹”这个地质名词，白万玉也曾跟随他受益匪浅。如今发掘定陵的工作，能有白万玉这样比较有经验的考古专家参与进来，当然会让整个发掘工作更顺畅了。

晚年的白万玉

等到第二天，5月19日一大早，赵其昌和白万玉就来到了发掘现场，同时也带来了从附近村子里找来的38个民工，准备开始工作。他们打算先在定陵的宝城内侧挖一条探沟，一方面观察一下这个地方的地层关系，另一方面也要沿着这条探沟往前推进，去寻找通往地宫的大门。

挖了两个小时之后，这些工人大概挖了3米多宽，1米多深的尺寸，在往前挖了大概一米半的位置，有工人挖出来一块不大的石条，仔细一看，石条上面有字，写着：隧道门。赵其昌和白万玉拿过石条仔细端详，最后判断这个石条肯定是当初建造这个陵墓的人，因为皇帝、皇后合葬而需要重复打开地宫的缘故，所以故意留下的。

那么现在既然找到了这个记号，就证明按照这个位置往下挖肯定是对的。所以在挖了十几天之后，挖到离地面4米多深的地方，考古队挖到了两面砖墙。这两面砖墙，实际上就是万历皇帝当初下葬所经过的隧道墙。如果一直往里面挖，肯定就能找到通往定陵地宫的大门了。

此石至金刚墙前皮十六丈，深三丈五尺

在这之后，考古工作队一边发掘一边清理，时间不知不觉来到了7月，这时候考古队也真的挖出了一座隧道门。而这个隧道门，也就是当初赵其昌抽烟时候看见的那个地方。但是考古队在当时怕打开这道门之后会引来盗墓贼，所以并没有选择打开这道门，而是在第一条探沟的延长线上再开一条探沟，从那边再接着挖。

在9月2日这一天，考古队在第二条探沟的位置上，挖出来一块石碑。石碑上面也有字，写着：此石至金刚墙前皮十六丈，深三丈五尺。这时候赵其昌和白万玉判断，这块石碑和之前那个石条一样，都是通往地宫的记号。

在发现了这块记号石碑之后，考古队又朝着地宫所在的方向，挖了第三条探沟。而且为了加快进度，当时也用了一些机械化作业，把挖出来的土加速运出去。考古队就这样经过了冬天，又经过了春天，一直到1957年的5月19日，距离他们第一次破土动工整整一年之后，一道高墙终于出现在了人们面前，这道墙就是地宫外面的金刚墙。

这道金刚墙十分高大，高8米8 ，厚1米6，非常地威严。在这道墙上，有一个开口的痕迹，上窄下宽，由一块块积累而成，很像汉字当中的“圭”字，因此这道墙又被叫作“圭”字墙。从这道墙往回测量，距离他们发现石碑的地方，正好就是石碑上写的十六丈，一点儿也不差。

考古人员正在拆除金刚墙

发现了这道金刚墙，可以说定陵的考古发掘工作取得了一个阶段性的胜利。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很多历史学家，考古学家，还有一些新闻媒体，都来到了定陵，想看看这面金刚墙到底是什么样子。但是发掘委员会这时候声明，除了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可以在定陵拍摄以外，剩下所有的单位一律不许进入现场，尤其是国外的媒体，更不能过来，要防止阶级敌人搞破坏。因为有了这样的限制，所以发掘定陵的消息，一直到了1958年的9月6日，才由新华社第一次公布出来，之前大家都是不知道的。

定陵发掘平面示意图

发现金刚墙的消息传出去了，但发掘的工作还没完，毕竟考古队还没有进入到定陵的地宫里面。所以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要拆掉金刚墙上的石砖，打开砖墙背后的地宫大门。可是在这个时候，这些考古队员却有点儿发憷，他们不太敢碰这些墙砖，很怕这墙后面有一些传说中的机关暗器伤了自己。最后这个拆墙砖的任务，还是赵其昌去做的。

赵其昌站在梯子上，一层一层往下拆这些墙砖。在把墙砖拆掉了15层之后，墙上就有了一个两米多高的洞，这时候赵其昌就想从墙洞这里钻过去，先看看这道墙的背后到底有什么。可是此时大家还是不放心，他们给赵其昌带上了防毒面具，还给他身上栓了一根绳子，才让他进去。这样做，赵其昌好歹不至于被里面严重的发霉味儿熏着，另外就算里面万一真有什么事，只要他一拉绳子，大家也知道里面有情况，能及时救他。

紧闭着的地宫大门

不过事实上，大家的担心都是多余的，金刚墙的后面什么机关暗器也没有，赵其昌下去之后也没发现有什么事，所以紧跟着又跳下去几个小伙子。他们拿着手电在里面一照，就发现藏在这金刚墙背后的，没别的东西，只有两扇紧闭着的地宫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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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定了地宫大门的位置之后，这金刚墙就没有那么神秘了，所以在一天之内，大家就把金刚墙上面开口的石砖全拆干净了，接下来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打开地宫大门。

陵墓的地宫大门，一般来说，从外面是非常难打开的。一方面因为陵墓的大门通常很重，另一方面，很多帝王陵墓的建造者为了使陵墓不被盗，都会在大门里面做一些装置，让大门关上之后，从外面就打不开了。定陵地宫的大门就有这样一个装置，这个装置叫自来石，它斜立在大门里面，上边顶住地宫大门，下边卡在一个凹槽里，所以从外面不管使多大力气，也不可能推开这个门。

考古队遇到这个情况，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大家都没经验，最后只能去找一些历史古籍，看看史书上有没有这方面的记载。非常巧的是，在一本书上还真就记载了当年崇祯皇帝下葬的时候，工匠是用一个叫拐钉钥匙的东西打开他那个地宫大门的。但这拐钉钥匙长什么样子，还是没人清楚。不过考古队长赵其昌真的是非常聪明，他根据书上的记载和对地宫大门的观察，最后自己愣是用细钢筋做了一个拐钉钥匙出来。

用拐钉钥匙推开自来石的原理

拐钉钥匙的原理其实并不复杂，就是把钢筋折成一个凹字形拐弯的形状，从地宫大门的门缝插进去，套住自来石，再把它顶起来，这大门就能打开了，一点儿都不神秘。不过即便知道了开门的方法，考古队还是费了很大力气，因为这两扇汉白玉地宫大门确实太重了。

这道大门被打开之后，考古队的人就进入了定陵地宫的前殿，往前走了20米，却发现又有一道大门挡住了他们去地宫中殿的路。因为有了第一次开门的经验，所以再开这第二道门，就没有那么费劲了。不过等这道大门打开之后，考古队员发现里面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大家只能拿着汽灯，小心翼翼地往里面走。最后终于借着汽灯的亮光，在中殿里面看见了一张汉白玉做的龙椅，跟前还摆着五供，还有很多青花瓷器之类的文物。

新影拍摄的纪录片中考古人员推开大门的情景

这时候的考古队员又紧张又兴奋，但是他们并没有马上去碰这些文物，而是想先摸清楚这个地宫的结构。他们在汽灯的亮光下，发现自己所在的中殿，还连接着左右两边的配殿，也连着最后面的后殿，但是每一个连接的位置，都有一道汉白玉大门。这些考古队员先后打开了四道通往左右配殿的大门，但是在配殿里，他们并没有发现太多东西。这时候考古队的人，把所有的目光全都集中在后殿的那道大门上了。

据赵其昌后来回忆，当初他们到了这道门跟前的时候，谁也不敢去开这道门。走到门前，试了三次，因为手抖，都没能把拐钉钥匙插对地方。最后还是白万玉老先生过来，把这道门给打开了。打开之后，大家就看见三座巨大的朱红色棺椁，静静地躺在棺床上。

郭沫若来到定陵地宫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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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定陵地宫的这一天，是1957年9月21日。在这一天，郭沫若、吴晗、邓拓等几个领导全都来到了定陵地宫，对这座地宫的建筑赞叹不已。

考古队这时已经摸清了整个地宫的建筑形制，也确认了地宫里面的文物。接下来，考古队的工作重点，就是要迅速地清理这些文物，把它们保护起来。因为地宫一旦被打开，外面的空气一进来，地宫里面原本恒温的状态就不存在了，这些文物如果放在那里不管，很快就会被氧化。所以清理文物的工作，绝对不能耽搁。

这所有的文物里面，最重要的，也是传递信息相对更多的文物，就是万历皇帝、皇后贴身的随葬品。这些东西大多是万历皇帝皇后生前用过，而且特别喜欢的东西，所以研究价值就会更高一些。

定陵地宫里面，孝靖皇后的棺椁，腐烂得比较严重，但是考古人员打开外面的椁之后，发现里面的棺材还是保存得非常好。万历的另一位皇后，孝端皇后的棺椁都还保存得不错。除了外皮有点儿腐烂，整体的木头都很完好。

刚打开的地宫内的棺椁

考古工作队先后打开了这两位皇后的棺椁，最先看见的并不是尸骨，而是图案精美的织品，还有各式各样的奇珍异宝。其中包括绣着经文的织锦被，还有各种镶嵌宝石的发簪，还有金元宝，各种玉器，戴在头上的凤冠，以及刺绣极其精美的衣服。

在陪葬品的下面，又是铺了织锦被，再往下就是皇后的尸骨了。300年过去，两位皇后的肉身早已腐烂，但是从尸骨上还能看出来，他们头上插满了各种金、玉、宝石、发簪，身上穿的也都是绣了龙的袄，上面还有各种代表吉祥的样式花纹，比如蝙蝠，“寿”字等等。这所有的一切都让考古队的人叹为观止。

他们觉得这些东西实在太珍贵了，得赶紧清理出来所以就夜以继日地工作，尤其夏鼐当时还有胃溃疡，也仍然一直在坚持，就为了不让这些文物受到损坏。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就当他们在地宫里面忙碌的时候，地宫外面变天了——反右运动来了。

定陵出土的皇后凤冠

政治环境的变化，直接影响到了考古队的工作。他们原本一直受发掘委员会的领导，但是这时候发掘委员会没了，上级领导决定，既然定陵地宫已经打开了，那么后面肯定要建立一个博物馆，所以就成立了定陵博物馆的筹建组。这时候的考古队，就改由这个筹建组来管理。可是考古队的人，事先全都不知道这件事。

突然有一天，博物馆筹建组新来的领导传来了指示，说你们这些考古队的人把手底下工作都放一放，别再清理文物了，赶紧出来参加政治运动。考古队的人很疑惑，哪有清理文物到一半就放下的？这时候停工，那些文物不就等着坏呢吗？所以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夏鼐就先后几次反映情况，说大家实在没办法去，不然文物就危险了。

工作人员正在清理出土文物

可是筹建组的领导不管这些，要求考古队一定听从安排。最后考古队的人没办法，只能含着泪，从地宫里面走出去了。临走的时候，夏鼐一再告诉赵其昌，如果有问题，一定要告诉自己。

在开会的时候，新来的领导首当其冲就批评赵其昌。批评的理由就是为什么三个月了，都不来参加政治学习？可事实上呢，别说三个月了，两年前赵其昌就已经在定陵工作了，所以赵其昌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这时候，还是白万玉有经验，在旁边碰了碰他，小声跟他说：快做检讨。赵其昌明白了白万玉的意思，只好硬着头皮，说自己政治学习还差很远，以后要加强。可是没想到他话还没说完，领导就打断他，说他根本就是没抓这方面的学习，这是世界观的问题，需要深挖思想，别想蒙混过关，不然自己要想清楚后果。

虽然赵其昌很冤枉，但是他并没想那么多，因为万历的棺椁还没打开，两位皇后的陪葬品也不知道怎么样了，他很担心。可是怕什么就来什么，等会开完了，有一天，白万玉偷偷找到赵其昌，小声跟他说，我听仓库保管员说，里面的东西，全变质了。

地宫打开时待清理的随葬品

听完这话，赵其昌脑子里嗡地一下，心说完了，赶紧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夏鼐。夏鼐听了也不敢耽误，马上回到定陵，跟赵其昌和白万玉一起又进了地宫。进去之后，一股腐烂发霉的气味扑鼻而来，再走近了一看，那些陪葬品里面，极其华美的织锦布料全都变黑了。这些布料最开始明明很柔软，还带着颜色，现在都变成跟枯树皮一样的状态，用手一碰就全碎了。像这样的织品文物，定陵地宫里面有几十匹。

看到这个情况，这三个人的心都快碎了，自己亲手发掘的这么珍贵的文物，变成了这个样子，心里是又悲愤又无可奈何。不过夏鼐毕竟是考古研究所的领导，所以他很快回北京去做了一些工作。很快，北京传来消息，说发掘工作不能停，要赶紧恢复。可这个时候，距离他们放下考古的工作，已经半年时间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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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队的人重新回到了地宫，他们一方面要让之前发掘出来的文物尽快得到保护，而另一个非常紧迫的任务，就是把万历皇帝的棺椁打开，尽快清理里面的陪葬品。

万历皇帝的棺椁非常大，高和宽都是1米8，长3米9，而万历皇帝的身高只有1米64，一个人哪占得了那么大地方？这就可想而知，棺材里面有多少陪葬品了。

在夏鼐的指挥下，考古队的人终于打开了万历皇帝的棺椁。打开之后，大家就看见一床红色绣金的锦缎花被铺在最上面，下面堆满了各种金银玉器，织锦龙袍，整个棺材就像个宝箱一样。

夏鼐、郑振铎查看打开的万历皇帝棺椁

在众多的陪葬品里面，有一件龙袍尤其珍贵。这件龙袍又叫衮服，上面绣满了各种图案花纹，寓意着吉祥。衮服是古代皇帝在祭祀天地，祭祀宗庙，以及举行各种大典时候穿的衣服。这种衮服的织造工艺特别复杂，用了一种叫缂丝的技法。当时明朝一个最熟练的缂丝工匠，都要十年才能织完这样一件衮服。而万历的这件衮服，也是我们国家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件缂丝衮服。

不过很可惜，这件衮服现在的状态已经碎成片了。虽然南京有人给这件衮服按照同样的工艺做了复制品，但衣服可以复制，丢失的文物信息和文物价值是不可能被复制出来的。而且除了这件衮服，万历其他的衣服也没保存下来，非常可惜。

万历的衮服已破败不堪

当时考古队的人就这样一层一层清理万历棺椁里面的陪葬品，清理到第十五层的时候，是一条锦被。把这条锦被掀开，下面就是万历的尸骨。之前大家还猜，万历会不会肉身不腐，成了尸蜡，但其实并没有，尸体只剩下骨头了，而且身上穿的龙袍在当时就已经烂了。当时万历的尸骨戴着翼善冠，腰上系着玉带，脚上穿着靴子，一只手拿着念珠，另一只手放在下颌那个位置，整个人有点儿侧卧的感觉，姿势比较特殊。除此之外，万历的棺椁里面还发现了很多金锭，各种织锦的布料，花瓶，金丝翼善冠，金药罐子，东西非常多。

定陵的清理工作，一直到1958年7月底，算是基本上做完了。距离1956年5月破土动工，已经过去两年多时间了。等到1958年9月，新华社终于又发了消息，说我们有计划地，以科学研究为目的，主动发掘了第一座皇帝陵墓，并且即将建立一座博物馆。不过虽然这消息向全世界发布出去了，可是当时的定陵根本就不许外国人进入。

定陵出土的万历皇帝的黑色翼善冠复原件

同一个月，在故宫的神武门城楼上，做了一个万历皇帝、皇后随葬品的展览，郭沫若，茅盾，吴晗，邓拓等领导也出席了剪彩仪式。但是三天之后，定陵考古队的队长赵其昌却被下放到农场，去参加劳动改造了，最后连发掘报告也不得不拿到劳改农场去写。

在神武门的展览之后，定陵博物馆也加紧了对文物的修复，以及博物馆的筹建。他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对万历皇帝和皇后尸骨的复原。工作人员找到了两个做雕塑的老师来做这件事，两个月之后，人体石膏模型做完了，万历的形象是头戴瓜皮小帽，横眉立目，张着血盆大口，手里拿着鞭子，两条腿不一边齐，简直就是一个当时宣传的地主形象。当然，那两个皇后也不出意外地变成了地主婆。

除了把万历皇帝、皇后复原成这样，从地宫里面清理的织品布料也出问题了。当时有人出了主意，说清理出来的织品，最好把它像画一样装裱起来，再涂上浆糊和防腐剂，就可以保存了，之后大家也就照做了。

沈从文先生与学生一起鉴赏明代织物的复制品

弄完之后，沈从文先生也想看看这些织品布料，做一些研究。但是拿着放大镜看完之后，他却发现很多织品全都装裱反了。而且当时用的化学涂料，其实根本也没做过实验，直接就涂在了衣服上，结果时间一长，那些衣服全都变黑了，还硬成了一整块儿。本来还有救的文物，这下全都糟蹋了。

夏鼐知道了这个情况，简直太心疼了。可是比这更恐怖的一件事，是北京以外的很多地方知道了发掘定陵的消息，全都不甘落后，也要挖皇帝陵。有的地方说要挖唐陵，有的想挖汉陵，还有的要挖清陵，一个个全都跃跃欲试。但幸运的是，最后周总理把这些事全给摁住了，哪个也没让动。而且一直到今天，我们也没有再主动发掘过任何一座帝王陵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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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陵里面的一些文物，虽然保护得不太妥当，但总有修复还行的，或者没有损坏的，这些东西还是要拿出来展览的。在一年之后，1959年9月30日，定陵博物馆宣告成立。又过了一年多，1961年3月，定陵地宫正式开放了。

这个消息传出来，很多老百姓就全都挤到了定陵，想要看看皇帝的陵墓地宫长什么样子。结果大家跑过去之后，看见的只是一个空空荡荡的地宫，只有棺床上还躺着三个巨大的棺椁。但这时候人们看到的棺椁，全是白灰水泥做的，根本就不是文物了。其实到今天，定陵地宫里摆着的棺椁也都是水泥做的。

对外开放后的定陵地宫

那原本的三个棺椁哪去了呢？说出来可能大家不信，这么重要的文物，金丝楠木打造的三口棺椁，因为当时博物馆的一个办公室主任说库房没地方了，竟然就随便扔到定陵的山后边去了。

这三口棺椁是1959年9月30日被扔的，跟定陵博物馆成立的日子竟然是同一天，这真是莫大的讽刺。不出意外，那三口棺椁被扔掉之后，当天就被人捡走了。有一对老头、老太太，他们觉得这棺椁的木料挺好，就心想，自己也这么大岁数了，干脆拿这好木头给自己做棺材算了。结果刚做好一口棺材，老太太就去世了。又做好一口棺材，老头也去世了。前后总共不到半个月。

还有一家人，捡完了棺椁，拆了木板，做了两个躺柜。结果做完柜子之后，这家人的四个孩子不知道为什么跑到了柜子里面，全都闷死了。这四个孩子死了之后，这家人又生了四个孩子，但这四个孩子里面唯一的儿子又不知道怎么回事，也死在柜子里了，只剩下三个女儿还活着。

明神宗万历皇帝、孝端显皇后和孝靖皇后

时间过得很快，1966年到了，在那个时候，一批革命小将从五湖四海不远万里来到定陵，要给这个封建阶级，地主阶级的代表——万历皇帝，做以最高等级的批判。

这些革命小将来了之后，跑到定陵仓库，逼着工作人员交出仓库钥匙，说我们要抓万历，他就是最大的地主头子，我们要进行审判。说完了，就去抢人家钥匙，想把万历和两个皇后的尸骨从库房拖出去。定陵的工作人员如果不交钥匙，肯定就要挨打。这些做考古的人也都一把年纪了，哪经得起这样的折腾？最后没办法，只能把钥匙交了。

这些革命小将拿了钥匙，就把三具尸骨拉出来，放到定陵博物馆跟前的广场上，一边喊着口号，一边拿石头砸。他们把尸骨全砸碎了不说，还嫌不解恨，最后一把火，把这三具尸骨全烧了。我相信他们当时肯定不知道，自己这样做，让我们损失了多少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等方面，非常有价值的一手资料信息。而且这些信息永远都不可能再找回来了，这是我们极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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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之后，这场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当初参加了定陵考古发掘的人，也是各有各的命运。吴晗最终被整、被批斗，最后在1969年悲惨去世，而且他的女儿也没能熬过那段时间，几年以后也去世了。

同样是在1969年，赵其昌结束了劳动改造，回到了北京市文物调查研究组。回来之后，他想去看看以前的老领导，老同事，结果发现吴晗已经不在了，白万玉上了年纪之后神志不清，最后因为脑溢血，也走了。郑振铎在更早的时候，就因为飞机失事遇难了。包括当时的摄影师也自杀了。所以很多人后来也一直在说，那些挖了定陵的人都被诅咒了，最后都没能善终。但是这个说法我并不认同，相比起迷信，我还是更相信科学。很多人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没能善终，还是和时代本身有很大的关系，我觉得不能把这些情况跟某些巧合联系在一起。赵其昌、夏鼐这些人一直到了很大年纪才去世的。而且那些革命小将，如果迷信的说法成立，他们应该先出事，毕竟把万历都给批斗了，但是人家也并没怎么样。所以迷信的说法，我是不推崇的。

文革时被批斗的吴晗

不过如果说回到发掘定陵这件事本身，我觉得这毫无疑问，这肯定是一场悲剧，也是一场教训。我们当初的文物保护和修复技术并不过关，就算到了今天，我们们在文保修复方面，虽然比以前进步了那么多，但在面对一些状态不是很好的文物的时，修复起来还是很费劲，何况50年代的情况呢？所以说，当时那次发掘考古的最基本条件本身就是欠缺的。

除了自身的条件之外，我觉得定陵的考古发掘也是不合时宜的。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里，大家想的都是怎么填饱肚子，怎么搞各种运动，文化方面的东西是非常受制约的，没办法得到它应有的价值。老实说，文化很难脱离开政治而独立存在，在50年代，这种情况更是尤为明显。可以说在定陵的发掘过程中，行政命令在大多时候全都是凌驾于专业之上，再加上一些人的愚昧、荒唐和不专业，也直接加速了悲剧的诞生。

所谓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在《风雪定陵》这本书里面有这样一句话：科学一旦嫁给愚昧，就注定要遭其蹂躏。应该说，这句话很完整地诠释了这场悲剧的诞生。

晚年的赵其昌先生

虽然说定陵的发掘也留下了一些很珍贵的文物，也是有价值的，而且我们也通过这次的发掘工作，比较具体的了解了明代帝王下葬，以及陵墓地宫里面的很多东西。可是我们并不能因为这一点积极的意义，就否认这是一场悲剧和教训。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失去的东西远比得到的更多。

很多时候，人都是很贪婪的，总想得到更多的东西，各种各样的欲望会在脑子里面没有节制地蔓延。如果我们得到了一些东西之后，又因为自己的问题，让本来很美好的事物毁于一旦，那还不如就让它安静地留在属于自己的空间，甚至是时间里。占有和毁灭，这两件事情经常离得特别近。

正在从棺椁中取出文物的夏鼐

人要有敬畏之心，尤其当我们从事一些比较特殊的职业的时候，这种敬畏，以及职业伦理的坚守，是做事情的底线。很多事情，并不是只有某个一人才有能力去做，别人都做不了。有能力的人很多，只不过更多的人都选择了操守。

那些曾经的革命小将，在他们长大之后，回过头去想自己年轻时候做过的事情，并不是没有悔意，他们也后悔。比如当时带头砸地宫，烧万历尸骨的人，他们上了年纪之后很懊悔，但是又有什么用呢？失去的东西，并不会因为一个人，或者一个集体的懊悔而复生。时间也不会再重来一次。

所以我们要善于思考，要有独立的思想，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一些特殊的时候，不让自己变成乌合之众。在定陵这场风波里面，其实就有这样的人存在。他们为了保护文物，做出了很大的牺牲。但是很遗憾，历史往往记不住小人物的故事。他们的故事，只能让一部分有心的记录者来书写。

虽然《风雪定陵》这本书里面有一些细节，和一些当事人的回忆略有出入，但这不是我们需要关心的重点。我们需要做的，用书里面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失去的，永不再有；现存的，应该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