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是明代万历年间第一任首辅。嘉靖二十六年考中进士，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这个职务相当于今天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博士后研究生。翰林院是国家的重要人才库。凡新科进士选拔进来，当了庶吉士，只要不犯过错，日后必为朝廷重用。明代的内阁辅臣，多半都是庶吉士的出身。张居正当庶吉士两年时间，大量研究历朝的典章制度以及治国之道。两年以后他就有了一个实际的官职——翰林院编修。翰林院类同于朝廷的智囊机构，人们习惯称在里头供职的官员为“词臣”，若为皇上讲学，则称为“讲臣”。
张居正在翰林院里，词臣与讲臣都当过。在古代，给皇上与太子讲课的，被称作“帝王师”。张居正当讲臣是在嘉靖皇帝执政期间，被安排到裕王府中讲课。裕王朱载垕是嘉靖皇帝的第二个儿子，太子死后，他就成了皇位继承人。嘉靖皇帝于1566年去世，朱载垕继承了皇位，是为隆庆皇帝。一般来讲，新皇上登基，都会起用旧邸老臣。所以，朱载垕登基不久，就将张居正拔擢为文渊阁大学士，入阁参赞机务。
进入内阁之前，张居正的仕途并不一帆风顺，他从未做过地方官，没有封疆大吏的经历。他年轻时的大部分光阴，都是在北京度过。当时的内阁首辅是奸相严嵩，加之嘉靖皇帝沉迷斋醮道术，张居正无法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三十多岁时，他因为身体不好，回老家江陵休养了五年。后来又回到京城，当了国子监二把手，他在这个任上又工作了好几年。国子监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大学，或者说中央党校。在明代也称为太学，是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的一把手叫祭酒，相当于校长。二把手叫司成，相当于教务长。张居正到国子监当司成的时候，国子监的祭酒是高拱。高拱于隆庆二年当上了内阁首辅，比张居正早入阁三年。两人的入阁，都得力于当时内阁次辅徐阶的提携。徐阶是江苏松江人，嘉靖初年的状元出身。
这位徐阶是一个非常老练的政治家，他当次辅时的首辅是严嵩。大家知道，严嵩当了二十多年的首辅，有能力、有才华，但心术不正，且贪鄙成性。与他共事，就是“与狼共舞”，始终都不会有安全感。徐阶居然与之相处平安无事，可见他有高超的政治智慧。既保全自己，又不同流合污。这一点，很少有人做到。
张居正与高拱在国子监的时候，可谓同气相求。好批评时政，常常表露对严嵩的不满。徐阶劝他们隐忍，并刻意保护。徐阶很欣赏张居正的才能，他当了首辅后，就把张居正从国子监提拔到了礼部当了左侍郎。礼部相当于今天外交部和教育部的职能，还兼管民族与宗教，权力很大。明代的中央政府一共有九个一级衙门，我们称之为大九卿。哪九个衙门呢？吏部（管干部）、户部（管财政）、礼部、兵部（国防部）、工部（工业和经济管理部门）、刑部（公安部），六部之外还加上一个都察院，相当于现在的中纪委一类的机构。还有一个大理寺，相当于最高人民法院。还有一个通政司，类似于中办或国办，传达号令的地方。这九个部门的一把手，六部都叫尚书，都察院叫左都御史，大理事叫评事，通政司叫通政使。这些衙门里的一把手或者二把手通称为堂上官。六部的二把手叫左侍郎，三把手叫右侍郎。张居正从国子监的教务长升职礼部左侍郎，官职提了四级，从正五品提到了正三品。
张居正当了礼部左侍郎一年后，嘉靖皇帝去世，隆庆皇帝登基。张居正从礼部左侍郎提升为吏部左侍郎。这两个官职，看起来是平等的，但因为吏部类似于今天的中组部，是替皇帝选拔和管理人才的。所以吏部尚书被称之为天下文官之首，也被称之为“天官”。张居正从礼部左侍郎调任吏部左侍郎，是一种高升。但是张居正并没有实际到任，只是给了他这样一个待遇，以这样的资历升任文渊阁大学士，在隆庆元年，张居正就入阁当了辅臣。
明代的内阁，是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后创设的一个机构。创设的初衷，是选几个谙熟朝廷典章制度的文臣给皇帝当顾问。所以，入阁的辅臣都必须有大学士的资格。可见，内阁最初只是一个秘书机构。演变到后来，内阁的职能发生了变化，辅臣又开始承担起宰相的角色。但选拔辅臣的规矩没有改变，入阁之前，必须先有大学士的资格。内阁中的一把手称为首辅，余下的称为次辅。内阁的辅臣多少，没有定编，最多时有七八个，少时只有一两个。内阁和今天的国务院差不多，首辅相当于总理，辅臣相当于副总理。张居正入阁才42岁。在今天看来，这么年轻就当上国务院副总理，根本不可能。所以说，张居正真正的政治生涯，是他进入权力中枢之时，也就是从42岁开始。
张居正入阁之初，首辅是徐阶。一年后，接替徐阶担任首辅的是张居正的老搭档高拱。高拱比张居正先入阁两年，高拱本与徐阶关系不错。他之入阁，徐阶起了不少作用。但后来为一些工作上的事情积下嫌怨，矛盾越来越大，最后不共戴天。首先是徐阶把高拱排挤出了内阁，让高拱回到了老家，接着又是高拱翻盘，把徐阶排斥回了老家，他回到内阁当了首辅。
在高拱与徐阶的争斗中，第一次检验了张居正在处理人际关系上的平衡能力。这两个人，一个是他的恩师，一个是他的盟友。这样两个人掐起来，张居正既不能帮助高拱整徐阶，也不能帮助徐阶整高拱。他暗自为自己订了一个行事的原则，即两虎相斗时，自己决不参予，但一定要想办法保护弱势的那一方。比如徐阶比较强势，高拱比较受压时，他尽量采取一些办法保护高拱。后来高拱强势，几欲把致仕在家的徐阶置于死地，他这时候便和徐阶关系密切起来。有一次高拱要惩处徐阶的儿子，说他在乡里横行不法，还把他抓进了大牢。张居正依靠他的能力，使徐阶的儿子免受惩处。这件事情让高拱非常不满意，有一次他闯进张居正的值房，把张居正狠狠说了一顿。他问：“我听说你收了徐阶三万两银子，然后徇私情，把他儿子的事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有这个事吗？”历史记载，张居正听了高拱的指责以后，用手指天剖白自己，言词甚苦。就因为这件事，高拱和张居正两人之间开始产生了隔阂。
高拱入主内阁柄政时，内阁还有李春芳、赵贞吉、殷士瞻、张居正等四位辅臣。在连续三年的时间里，高拱把除了张居正之外的三个辅臣全部排挤出了内阁。在别人被排挤时，张居正一是保护自己，二是采取附和高拱的态度。这一期间他们既有矛盾又有联合。到了隆庆四年，内阁只剩下高拱和张居正，两个人的矛盾也就从那个时候开始表面化了。
民间有一句话“一条绳拴不住两头叫驴”。高拱与张居正两个人，都有经邦济世之才，都想干一等大事，心中也都很有主见。任何一个单位，大至国家，小至处室，如果领导层都是很有主见的人，都想坚持己见，就没有办法以谁为主了，就无法建立起团队精神。隆庆四年的内阁就是这种状况。尽管高拱与张居正在对待西北军事问题上、在对待蒙古的问题上，在对待开放、海禁的问题上，执政的理念与方针基本一致，但在用人问题上，却经常发生龃龉。
高拱在当时是最有权势的人物，他不仅仅是内阁的首辅，同时还兼任了吏部尚书。除了朝廷的行政权，他还把人事权牢牢控制在手里。这就相当于今天的国务院总理，还兼着中组部长一样，这个权力实在太大了。
我在《张居正》一书中写到两人矛盾的爆发，是因为两广总督的人选问题。因为当时广西的一些瑶民造反，占山为王，两广总督李延率兵去剿匪，剿了很长时间，不但没有取得胜利，反而土匪越剿越多。其军费开支也没有节制，耗费了大量的国库银子。张居正认为此人非换不可，并推荐了他的同年殷正茂接任。开始高拱坚决反对，其理由是殷正茂有贪名，在江西巡抚的任上，就有人来信揭发他贪污受贿的行为。当然，这件事是控告有名，查证无实。高拱拈出这档子事来，是个托词，真正的理由是因为殷正茂与张居正同为嘉靖二十六年的进士，属于同年，私交不错。但在隆庆皇帝病重期间，高拱审时度势，态度突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忽然主动提出让殷正茂接任两广总督。这时候仍有人对高拱说殷正茂有贪名，喜欢钱。高拱说了一句话：“我给他二十万银子让他贪，只要他能够把剿匪这件事办好，就让他贪了。”我写这段故事并非全是虚构，对殷正茂态度的转变，明史有明确记载。高拱在用人问题上不拘一格、量才而用，这是他的可贵之处。但在用谁的问题上，他却比较自私，因为受了朋党政治的影响，他习惯用门生故旧，亲戚乡党，就为这件事，两个人的矛盾与分歧越来越大了。
到了隆庆六年，也就是1572年的夏天，隆庆皇帝死后，两人矛盾终于彻底爆发了。隆庆皇帝朱载垕三十六岁驾崩。留下一个皇后、一个贵妃、两个儿子。大儿子朱翊钧十岁，小儿子潞王四岁。按照规矩，皇后没有生孩子，如果嫔妃生了孩子，名义上的母亲必须是皇后，称为嫡母，而他的母亲就称之为生母。这时候刚刚登基的万历皇帝朱翊钧，其嫡母陈皇后不过32岁，生母李贵妃也才28岁，他自己也只是一个10岁的孩子。主少国疑，国家管理的链条好象突然一下子断了。这时候内阁的权力变得非常大，因为皇帝不能亲政，内阁跟皇帝沟通要靠一个中转部门——司礼监。司礼监和内阁什么关系呢？司礼监是一个太监的机构，紫禁城里有24监局，里面有一套完整的小社会。这24监局里，比如尚官监，相当于组织部，管太监的提拔和惩处；供用库相当于财务部，替皇上管财产；衣帽监是管皇上的穿戴……总共24个衙门，另外加上一个商业机构宝和店，皇上做生意的地方。还有一个东厂，皇上亲自管理的特务机构。总管这24个监局的，就是司礼监。司礼监有一个掌印太监，下面还有三到四个秉笔太监，为皇上批复文件。司礼监的掌印太监一般叫做“公公”，或者“爷”。
内阁和皇上打交道，大臣要见皇帝，呈文件都要通过司礼监。因此政令是否畅通，首先决定内阁和司礼监的关系。隆庆皇帝上任之初，免除了司礼监掌印陈洪的职务。按照资格，接任掌印太监的应该是冯保。冯保资历非常老，已当了很多年的司礼监秉笔太监，兼东厂提督，其地位在太监中摆在第二。论他的资历，顺理成章应该由他接任司礼监掌印。但高拱觉得他控制不了这个人，因此就向隆庆皇帝力荐孟冲接任。孟冲出身御膳房，给皇上做饭的，隆庆皇帝有一个特点，非常喜欢吃驴肠，御膳房每天杀一头驴，为的是让隆庆皇帝吃上新鲜的驴肠。而最会做驴肠的就是孟冲，因此隆庆皇帝对孟冲也很赏识，便同意了高拱的推荐。
高拱突然把孟冲推到司礼监掌印的高位，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孟冲知恩图报，在司礼监任上四年，对高拱俯首帖耳、言听计从。因此高拱跟皇上的联络十分畅通。隆庆皇帝一死，形势立刻发生了变化，因为万历皇帝是个10岁的孩子，凡事都依赖他的大伴冯保。冯保一直是万历的男保姆。晚上还带着万历睡觉。万历小时候闹百日咳，整晚不睡觉，只有一个方法可以让他安静，就是骑在冯保的背上，把冯保当马骑。冯保就趴在砖地上绕圈，一停下来万历就哭。所以只有一夜夜地在地上转磨儿，膝盖都磨出了血。万历对冯保产生了依赖之情，万历从来不喊冯保的名字，就喊他“大伴儿”。李贵妃也很喜欢冯保。在万历当上皇帝的当天，5月25日当天下午3点，就让太监送一道中旨到了内阁，免去孟冲的司礼监掌印职务，改为冯保接任。
一听这道圣旨，高拱没有思想准备，因此很生气。生气的原因是：第一，这种重大的人事任免不但没有经过他同意，连事先通气都没有做到；第二，圣旨颁行，在明代有一整套规矩。当一个大臣向皇帝汇报问题时，要写成奏章，通过通政司送到司礼监，司礼监念给皇帝听了以后，皇帝不提任何意见，便把奏章发还给内阁。由内阁辅臣根据朝廷的制度以及具体情况拟出一个回答的方案，叫做“拟旨”。代皇上拟好圣旨以后又送还司礼监。如果皇帝同意辅臣的意见，就由秉笔太监用朱砂笔工整地抄写下来，再发布。如果皇上不同意，就发还内阁重拟。所有的圣旨都要经过票拟，拟完以后经过皇上同意再发下来的叫做圣旨。如果没有经过内阁辅臣票拟而由皇上直接发下来的指令，称为中旨。10岁小皇帝的第一道圣旨就是中旨，这让高拱感觉到内阁的相权受到了严重的伤害，何况中旨的内容也使他极为不满。当时高拱就把中旨摔到地上，传旨太监吓坏了，说这可是皇上的谕旨。高拱说：“什么皇上的谕旨，都是你们这帮太监搞出来的！迟早要把你们都赶走！皇上一个10岁的孩子，他懂得什么？”太监回去把话告诉了冯保，冯保立即进乾清宫向李贵妃母子告状。但他改变了一点内容，禀报说：“高胡子说，10岁的孩子能当什么皇帝？”据说，李贵妃和朱翊钧母子二人听了这句话非常震惊，也很害怕，两人抱着哭了一场。所以万历皇帝一直到老，终生都不肯原谅高拱，非常记恨他。就因为这件事，在冯保的撺掇之下，李贵妃和小皇帝作出了决定，撤掉高拱内阁首辅的职务，让张居正接任。
决定历史成功的往往就是一个细节。因为高拱接中旨的态度，也因为高拱和冯保的长期结怨而导致了高拱的下台。让高拱下台的旨意由皇后、皇贵妃、皇帝三人共同颁布。抬头是皇后懿旨、皇贵妃令旨、皇上圣旨。这道旨非常严厉，要高拱接旨后立刻启程回老家闲住，一刻也不准在北京停留。所以当圣旨传达后，立刻就有一帮锦衣卫，类似于今天的武警，把高拱押送出北京。仓促中老两口只得雇一辆牛车，凄凄惶惶地走出了宣武门。就这样，高拱永远离开了北京，也离开了权力中枢。张居正治国的十年生涯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了。
张居正在取首辅职位的过程，遭到不少人的非议。高拱写了一部回忆录《病榻遗言》，对张居正的攻击非常厉害。说他与冯保结盟，窃取权柄。如果认真探究，就会发现高拱的话站不住脚。
在《病榻遗言》里，高拱记述了这样一个细节，隆庆皇帝病重时，有一天他从文华殿旁边的恭默室走出来，看到张居正的书办（也就是今天的秘书）姚旷拿着一叠厚厚的信札往前走。看到高拱后，姚旷赶紧折道，想绕开他。高拱一看不对，叫他过来，要看他手上的东西。姚旷不敢不给。高拱一看，原来是张居正写给冯保的信札。其因是冯保就几件事情的处理向张居正讨教，张居正给了他回答。这件事放在平常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在皇上病重、局势微妙的期间，张居正这么做，便被高拱视为是一种背叛。因为此前，高、冯两人的矛盾已经公开化。高拱虽然有谋略，但无城府。放走姚旷，他就回到办公室找来张居正，怒气冲冲斥道：“你背着我跟冯保结盟，还给他支招，你什么意思？”张居正解释说：“冯保弄不懂的事，我给他提点建议，仅此而已。”高拱认为这种解释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便将这件事讲给自己的门生听，大家都替老座主抱屈。
这件事过后不久，冯保接替孟冲当了司礼监掌印。高拱决意要和冯保拼个鱼死网破。于是下令让自己的门生连上三道奏疏，弹劾冯保。如果一定要万历皇帝与他的两位母亲，在高拱与冯保之间取舍，他们当然会驱逐高拱而保护冯保。即便没有张居正，高拱的去位也无法逆转。但高拱不这么看，他认为是张居正谋夺他的首辅之位而与冯保建立起政治联盟，因此到死也不肯原谅张居正。
高拱去职后不久，发生了一件事情。有一个人穿着一身太监服，大清早在乾清宫门前探头探脑地张望。小皇帝朱翊钧发现了，觉得形迹可疑。便让太监赶上前把这个人抓住了。一审问，发现他不是太监，而是一个部队的逃兵，叫王大臣，在京城里鬼混。他认识了宫里的太监，就借了这位太监的衣服和腰牌，跑到宫里来看新奇。冯保听说这件事之后如获至宝，把王大臣关进了东厂，还在他身上放了一把刀，说刀是在他身上搜出来的。王大臣说这不是要我的命吗？冯保说，只要你按照我说的去做，保你没事儿。你就说是高胡子指使你进来向小皇上行刺的。谋杀皇帝可是要诛灭九族的事儿，王大臣不敢这么招认。但架不住冯保一再威胁、引诱，他只好应。三堂会审，王大臣便按冯保的要求招供，诬陷高拱。这么重大的事件，皇上、两宫太后亲自过问。三堂就是东厂、大理寺、刑部这三个执法机构，一起来审案子。在审的过程中，王大臣一口咬定高拱派他来行刺皇上。
王大臣的口供传出来，整个京城舆论一片哗然。大家都知道，若按王大臣的口供追查，高拱不会有命了，他的家族也会受株连。冯保向皇上奏明，要锦衣卫即速前往河南将高拱抓起来，押到京城严审。这时候在京的很多大臣都替高拱担心，纷纷来找张居正。有一天，左都御史葛守礼和吏部尚书杨博代表百官来到张居正家中。葛守礼说：“张阁老，高拱现在命在旦夕，只有你能救他。”张居正回答说：“我哪救得了他？冯保和皇上对高拱如此仇恨，我也没什么办法。”大臣们很失望，觉得张居正也成了冯保落井下石的帮凶。张居正口头上这么说，其实已经在想办法了。
当冯保准备派人去抓高拱时，张居正对他说：“我们证据还不确凿，单凭王大臣一个人的口供不能作出决定。”张居正在拖延冯保的同时，又向这个案子的主审官面授机宜，要他如此这般行事。第二次三堂会审，主审官把高拱的家人和一班闲杂人混在一起，让王大臣辨认，结果王大臣一个都不认识。经这么一测试，就证明王大臣的口供都是假的。
这一来，几乎所有的官员都明白冯保蓄意陷害高拱，一致要求将王大臣严审，要他交出幕后指使人。张居正说：“不要审了，打回大牢。”为什么不要审了？张居正心里明白，再审下去，王大臣就会把冯保兜出来。虽然冯保会因此陷入被动，但还不会因为这件事而垮台。因为两宫皇太后与皇上也都记恨高拱，所以他们仍然会袒护冯保。经过一番斟酌，张居正让办案的人给王大臣喝了一杯生漆酒。喝下去之后，王大臣就成了哑巴。第二天再审，王大臣既没有办法说是冯保指使，也没有办法说是高拱指使。就这样，一场非常大的危机被张居正的智慧化解了。这样，既保全了高拱能平安度过晚年，又顾及了冯保的面子，不至于让他与内阁重新结仇。应该说，这件事处理得非常漂亮。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张居正满腹韬略，且性格沉稳，不管面对多么复杂的局面，都能从容应对。
在处理人事问题上，张居正从不意气用事。这是典型的宰相品质。所谓“宰相肚里能撑船”，就是要像弥勒佛那样“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容天下难容之事，并不是放弃原则，当和事佬。而是指做事的气量和度量，对人宽、对己严，就可成就大事。张居正当上首辅之后曾经在家里开了一个会，把管家和仆人都找来，跟他们打招呼、约法三章：“我当了首辅，你们不要仗我的势胡作非为；更不许你们同官府的人打交道。”张居正不是说说而已，而是惩罚严厉。他的管家游七因为娶了一位官员的妹妹做姨太太，被张居正知道以后打断了腿。他从不在家里见官员。他说：“我有值房，有公事儿到我的办公室谈，在官场我没有私事儿。”可见他是非常谨慎的，因为他知道官场险恶，是非很多。更因为他要推行万历新政，所以一开始就回避朋党政治，廉洁奉公。
张居正主要的功绩在我的小说里写到了，史学上也有定评，就是从万历元年他接任首辅之后推行的万历新政。他整饬吏治，对干部的管理实行考成法；梳理财政，进行驿递制度改革，皇上与国家财政的分灶吃饭；以及他的一条鞭法，减轻农民负担，增加财政收入的一系列改革，都是非常成功的。我认为万历新政这些成就的取得，主要是有一个拥护改革、实意办事的领导层。
大家知道，无论是做好一个公司、做好一个项目，还是管理好国家，都必须要有一个优秀的、一级棒的精英团队。用团队的力量、团队的智慧、团队的精神，实现既定的目标。但在组建团队，也就是选拔人才时，往往会遇到一个绕不过的问题，即我们这个团队用人是以道德标准为主，还是以才能为主？细观张居正的用人，他有的地方重才能，有的地方重道德。明代第三位皇帝、永乐皇帝朱棣、朱元璋的第五个儿子。在明代十六位皇帝中，他是仅次于朱元璋的最有作为的皇帝。他当皇帝二十年，摸索出用人的经验。有一次他和内阁辅臣聊天谈到用人，对现任的六部大臣逐一评价，说了一句话：“XX是君子中的君子，XX是小人中的小人。”这两个人当时一个是吏部尚书、一个是户部尚书。大家听了一定很纳闷：“既然是小人中的小人，为什么还要用他？”朱棣是因人而用，因事而用。吏部尚书是君子中的君子，这种人不会结党营私，不会把自己的门生、亲戚、朋友全部安排到重要岗位上，而是以国家利益为重，为国家、朝廷选拔人才，所以这个人必须是君子。可是户部是管钱的官，是财神爷。朱棣说他是小人中的小人，因为这种人为了把财税收起来，会采取非常不道德的手段。永乐皇帝的军费开支非常大，正常的财政收入根本应付不了。所以除了常规的赋税，每年还必须要有大量的额外收入来支撑军费。所以，朱棣必须找一个会给他搞钱的人。通过这个解释，大家知道就知道。朱棣用人不死啃教条，什么位子上用道德高尚的人，什么位子上安排不以操守为重的人，他心里有一本帐。由此可见，他不但欣赏君子，而且欣赏小人。君子与小人的用人理论成了永乐皇帝的一句名言。
张居正用人时，虽然不能像永乐这样放得开，但也打破了君子与小人的界限。总结他用人的经验，最核心的一点就是重用循吏，慎用清流。循吏，就是脑子一根筋，只想把事情做好，把事功放在第一位，而不会有道德上的约束；清流则不同，总是把道德放在第一，说得多，办成的事儿少。对这两种人取舍，张居正明显偏向于清流，他的态度很鲜明。
有这么一个例子，就是在海瑞的运用上。中国的老百姓，几乎没有人不知道海瑞抬着棺材给嘉靖皇帝上书的事。即便在当世，海瑞就已经成了一个民间人物，清官形象的代言人。据说嘉靖皇帝看了他的万言书。非常震怒，吼道：“把这个人赶紧抓来，不要让他跑了。”太监回答说：“皇上，海瑞根本不会跑，他把棺材都备好了，他的家里人倒是跑光了。”嘉靖皇帝听说以后，又把海瑞的奏章拿来看了一遍，叹道：“哎呀！他真是个比干啊！但我不是昏君。”他没有处死海瑞，但也不放他，就关在大牢里不闻不问。嘉靖皇帝死了以后，是徐阶把他从监狱里放出来。
鉴于海瑞的名声，徐阶决定予以重用。让海瑞到了江南，当了应天府的巡抚，管南京周围几个最富的州府。海瑞在那儿搞了两年，结果当地的赋税减了三分之二。大户人家都跑了，没有了税源。他自己倒是非常清廉，八抬大轿也不坐，骑驴子上班。这样他班子里的其他领导很不满意，因为他是一把手，既然他骑驴子，那二把手能敢坐轿吗？因此都想办法调走。富人都很怕他，穷人和富人一起打官司，不管有没有理，肯定是富人输。海瑞是一个非常理想化的人物，但他对行政管理的确缺乏经验。工作搞不上去，海瑞气得骂“满天下都是妇人”，愤而辞职。当时的首辅高拱也不留他，海瑞便回到海南的琼山老家赋闲。
张居正当了首辅之后，让每一个三品以上的大臣都向朝廷推荐人才，其中有不少人写信推荐海瑞。当时的吏部尚书杨博就这个问题还专门找了张居正，希望他起用海瑞。但张居正就是不用他。为什么呢？他觉得海瑞是一个很好的人，做人没有话说，道德、自律都很好。但好人不一定是好官。好官的标准是上让朝廷放心，下让苍生有福。好人是道德的楷模，做人没有任何可挑剔的。在官场里要想做好人，应该比较容易，守住“慎独”二字就可以了。做好官却很难，要让朝廷和老百姓两头都放心，这是多么难呀。海瑞做官有原则，但没器量；有操守，但缺乏灵活，因此有政德而无政绩。这一点，张居正看得很清楚。张居正不用他，还有一层原因：海瑞清名很高，如果起用，就得给他很高的职位，比他过去的职位还高，这才叫重用；如果比过去的职位低，那就证明张居正不尊重人才。话又说回来，如果你给他更高的职位，他依然坚持他的那一套搞法，岂不又要贻误一方？张居正想来想去，最后决定不用海瑞。而且在张居正执政的十年里，从来没有起用海瑞。海瑞第三次复出，是在张居正死后的一年。被安排在应天府当一名纪检干部，结果仍是与同僚关系紧张，没有做出什么政绩来。
张居正是一个比较实际的人。在用人问题上，他也是坚持“不管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原则。万历前十年的朝廷大臣，几乎全部是张居正亲自选拔的。大部分是青史留名的人才。张居正说过一句话：“天生一世之才，必足一世之用”，可见他对当世人才充满信心。
官位乃朝廷公器，朋党政治的特点，就是将公器滥赏私人。张居正也任用私人。譬如说他用他的亲家王之诰担任刑部尚书。但这一任用并没有招致非议。因为王之诰政声卓卓，是个很有建树的官员。如果张居正用了某个同年、同乡或者朋友，那这个人一定是人才，而不是庸才。讲感情不讲能力的事，张居正绝不去做。他当上首辅之后，他的同年、同乡都欣喜若狂，认为这一下有了靠山，升官发财的机会到了，于是纷纷前来攀援。
张居正有一同年叫汪伯昆，安徽人，和另一位同年王士祯一起成为当时诗坛两大领袖。汪伯昆在湖北当了几年巡抚，张居正当了首辅后，他给张居正写信，希望能到京城工作。张居正觉得这个同学有能力，资格也比较老，就同意了，把他调到北京当兵部左侍郎，也就是国防部副部长。明代的官吏体制，省里的巡抚与朝廷六部差两个级别，朝廷的六部尚书是二品；左侍郎、右侍郎可能是从二品，也可能是正三品，而巡抚只有三品，低两个档次。汪伯昆从巡抚到了兵部左侍郎的位置，从正三品提到从二品，提拔了。汪伯昆履任之后，张居正给他一个任务，巡视整个西北的军事设施，北京、蓟辽、陕西、山西这一带。当时的蓟辽总兵是大名鼎鼎的戚继光。戚继光是明代了不起的军事家，他一辈子都得到了张居正的青睐和照顾。隆庆四年，张居正在内阁分管兵部。其时蒙古俺答屡屡犯边，越过长城骚扰，导致京师不宁。张居正力荐将戚继光从东南抗倭前线调任蓟辽总兵，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军区司令。自从戚继光担任这个拱卫京师的重任后，再没有发生长城的战事。汪伯昆的巡边之旅，第一站就是蓟辽。可是，他每到一个地方，首先不是听汇报，探讨军事问题，而是和当地的文人在一起吟诗作赋。张居正听到这个消息后有点不满。汪伯昆回到北京，给皇上写了一份奏章，汇报他视察边境军事的情况。字斟句酌，是一篇非常优美的散文。张居正看了奏章以后，批了八个字：“芝兰当道，不得不除”。兰花芝草，都是最好的花草，但它长得不是地方，长在高速路上，路是走车的，不是花园。既然长错了地方，就得铲掉。你汪伯昆是优秀的诗人，就到诗歌协会去，国防部是搞军事的地方，不是你吟诗的地方。这样就把汪伯昆免了官。兔死狐悲，另一位诗坛领袖，时任礼部右侍郎的王士祯为汪伯昆鸣不平，加之他自己也想从老同学张居正那里捞点好处而未获，于是加入到反对张居正的行列。张居正死后，他还写了一本《万历首辅传》的书，对张居正大肆攻击。
但不管怎么样，张居正一概不搭理，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不讲私情，是铁面宰相。
但铁面宰相也有富于人情的一面。比如对待戚继光。
戚继光从浙江调到蓟辽总兵的位子上。没多久就跑到内阁找张居正发牢骚，说蓟辽的兵没法带。其因是明代的兵役制。所有的兵都是世袭的，老子退下来儿子顶替，这叫本兵制。因为是世袭，铁饭碗，干好干坏一个样。所以本兵大都吊儿郎当。平时也不训练，打仗时就溃不成军。张居正深知本兵制的弊端，于是鼓励戚继光训练一支新军。所以说张居正的改革是从隆庆四年的兵部开始，从戚继光开始。当时他支持戚继光，从极为艰难的朝廷财政中挤出军费来，让戚继光从浙江招募五千人，训练新军。相对于本兵，这支部队叫客兵。也叫“浙兵”。就这样，戚继光在张居正的支持下，组建并训练出一支快速反应部队，能够胜任拱卫京师的任务，并给疲疲沓沓的本兵起到示范作用。
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军政首脑的关系处理，当时的总兵是部队一把手，他上面还有一个总督。总督既是地方行政长官，又领导总兵。过去只要总督和总兵产生矛盾，朝廷一定是撤换总兵，而不会换总督。张居正不一样，当戚继光这个总兵和总督产生矛盾以后，撤换的都是总督。而且每一个总督上任，张居正都会找他谈话，要他支持戚继光的工作。戚继光当了十三年的蓟辽总兵，蓟辽没有发生一次战争，蒙古也没有一次进犯，这既是戚继光的功劳，也是张居正知人善任的功劳。
张居正不提倡频繁地换干部，各地的封疆大吏、总兵，他提倡久任制。当然，久任并不等于不升官。你在一个地方干久了，有了政绩了，就给你升官。比如说，你还是一个四品的总兵，但给你挂一个兵部左侍郎的衔，不是变成二品的官员了吗？象辽宁总兵李成梁，因为屡立战功，张居正就力主给他封侯，这都是张居正用人的智慧。张居正与戚继光的关系，是万历时期官场的一个健康标本。两人心心相印，但没有一点私情。戚继光有一个爱好，喜欢吃猪头肉，每次过春节的时候，张居正就在北京把猪头肉做好，派人送到蓟辽总兵行辕。戚继光收到猪头肉，就拿去和将士们一起分享。
不管别人怎么攻击戚继光，张居正始终对他信任有加，长久对他委以重任；但是，不管别人怎么向张居正推荐海瑞，他坚决不用。戚继光与海瑞，都是晚明时期的名倾朝野的重要人物。张居正对他们的态度，可是绝然不同。这就是重用循吏，慎用清流的具体表现。
古人给宰相的作用定了八个字，叫“坐而论道，协理阴阳”。坐下来讲道理，按今天的话说，就是制订方针政策；协理阴阳就是从宏观上平衡各方面的关系。宰相如果过分地关注具体的事务，其总揽全局的能力就会削弱。说得直白一点，宰相就是要善于用人，而不是善于做事。让能人去做事，自己管理能人，这才是良性的互动。前面说到张居正的用人，主要是他怎样培植改革的精英团队，组成一个强有力的领导班子。但是，要想改革成功，仅仅有一个精英团队还不够。毕竟，张居正不是皇帝，他可以掌控自己组建的精英团队，但他同时必须更为慎重地处理与皇室的关系。明史学界有一种说法，万历新政的成功取决于三个人：一个是张居正，一个是皇帝生母李太后，还有一个是大太监冯保。将这三个人称为权力铁三角。
这三个人，李太后代表的是皇权。因为当时皇帝小，入主乾清宫时，李太后作为他的监护人同时住了进去，在那期间几乎皇上所有的旨意都要经过她点头。张居正代表的是相位，是朝廷文官系统的一把手。用公司的架构来比喻，李太后行使的是董事长的权力，张居正行使的就是总经理的权力。这两个人之间的桥梁就是司礼监掌印冯保。
和这样两个人搞好关系，形成共识，对张居正来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先说冯保，他有“笑面虎”之称。表面上笑呵呵的，内心里却常藏杀气。他有仇必报，又很贪财。但冯保也有一个优点，对内廷的掌故非常熟悉，对整个公文的制度也了如指掌，而且还能够约束部下，顾全大局。在他执掌东厂期间，除了想借王大臣案对高拱下毒手，几乎没有滥用职权、制造大冤案。
冯保的性格很复杂，如果张居正书生气十足，像海瑞那样嫉恶如仇，则根本无法与冯保相处。一旦得罪了冯保，就会失掉和太后、皇帝联系的纽带。张居正知道这一层利害，因此对冯保多有牵就，甚至对他收受贿赂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一点，曾引起很多人对他的垢病。但他不这样不行啊，单纯做好人，他可以不搭理冯保，与之划清界限。但要做一个好官，为朝廷和老百姓办点实事，他就不能这样了。他必须委曲求全。张居正明白，和冯保这样的人打交道，不但要有理有节，还应该有通有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同流不合污”。
一个官员向冯保行贿，想谋得两淮盐运使这一肥缺。冯保便向张居正推荐这个人，张居正明知道那个人是贪官，也知道冯保收了他的贿赂，他仍一口答应。这令他的精英团队大不理解。有人质问他：“你不是要反腐败吗？为什么还要重用一个腐败分子？”张居正说了一句话：“如果我用了一个贪官，换回来的代价是能惩治更多的贪官，这个人你用不用？必要时，宫府之间就得做点交易。”宫就是宫廷，大内；府就是内阁，内阁在明代称之为政府。有人看我的书，指出“政府”这个词不该用，怎么用了这么现代的词？我说“政府”这个词恰恰不是现代的。是我们借用明代的。在整个明代，宫府之间矛盾都比较突出。导致国家和老百姓都吃了很多苦头，甚至产生动荡。所谓高层的政治，既有皇权与相权之争，也有外相与内相之争。
张居正笼络冯保，并不是一味牵就，有时也采取牵制与约束的态度。大内的财政从来就是一本糊涂账。二十四监局个个都有敲诈勒索的渠道以及鲸吞公物的方便。太监作奸自盗，即使被人告发，外廷的司法机构也无权干涉。须得太监的自身机构内官监或东厂处置。但这些机构常常缺乏秉公执法之人。因此，太监们的特权往往大于外廷的官员。京城各大寺庙道观的大施主，一般都是官里头的朱衣太监。所谓朱衣，就是监局一级掌印太监穿衣的品级。当时京城里的某人，如果炫耀说：“我在宫里头有人，”即表明他是一个有能耐的人而令人羡慕。
张居正上任后，很想治一治大内的种种不法行为，特别是财政的漏洞。但他知道这件事弄得不好，便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而且，没有冯保的配合，他就是想整治也整治不了。张居正于是不只一次在与太后与皇上的面前给冯保戴高帽，说他如何廉洁奉公，然后又让礼科给事中就内廷财政问题给皇上写了一封奏章，提出了管理的漏洞，要清查一下整个内廷的各种物品的库存，一一重新登记。凡被太监“借”走的，一律限期归还。皇上将此奏章送回内阁让张居正拟票。张居正拟票之前，找来冯保商议，冯保尽管不乐意外官插手内廷的事务，但觉得张居正的态度友好，遂同意清理内廷财务。皇上批旨之后，内廷财务动了一次大手术。仅清回来的瓷器就有一万多件。经过这一次清理，内廷的开支节省了不少。原来，内廷财政与国家财政虽然名义上是分开的，但皇上经常下旨到户部调钱。张居正上任后，坚持分灶吃饭。内廷的开支，包括皇上为嫔妃打制头面首饰、赏赐宫女等，一律由内廷供用库开支。国库的太仓银，只能用于官吏的俸禄、水利的建设、军费的开支等等。
供用库银子来源于哪儿？一个是皇上庄田的收入，第二是全国矿山开矿的收入。如果今天我们把所有的矿山收入划归皇室，那这个收入就大了。但在明代，开矿都是小打小闹，因此收入还不太多。国库太仓银的收入主要来自于民间各种赋税。在冯保的配合下，张居正完成了皇室与外廷财政上的分灶吃饭。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等于实际上限制了皇室的权利，改家天下为国天下。这么大的改革措施得以落实，相比之下，满足一下冯保的些小私欲，又算得什么？
张居正的另一个难点就是和李太后关系的处理。李太后其实是一个无意从事政治的政治家，只不过是历史给她提供给了某种机缘，她顺应历史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从大量的史料来看，她对张居正的支持是无私的。张居正根据她的特点，也作出了一些明智的决策。比如，在太后封号问题上，张居正搞了一点革新。大凡新皇上登基，死去老皇上的皇后、贵妃要重新封赠。为什么？因为新皇帝的正宫夫人必须承继皇后的称号，老皇上的皇后高一辈儿，就得叫皇太后。这个封赠有规矩，凡是老皇帝的皇后，一律封皇太后。如老皇上的嫔妃里有人生的儿子继承了皇位，也可以封皇太后，但和老皇后之间要有区别，即老皇后在“皇太后”之前再加两个字的封号，而皇帝的生母，晋封的皇太后就什么都不能加。比如这个人是个“政治家”，另一个人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虽然都是政治家，但有伟大不伟大之分。冯保为此事和张居正商量，皇上主要的监护人是他的生母李贵妃，最好不要让她和陈太后有任何差别。这件事情下到礼部讨论的时候，礼部的官员不干，说祖上的封赠制度没有这个先例。在张居正看来，这是一个很小的事情，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给你加“伟大”两个字不会多给你一万块钱，就是多一份名誉而已。张居正指示礼部尚书吕调阳，一定要办妥这件事，在他的直接干预下，陈皇后变成“仁圣皇太后”；李太后变成了“慈圣皇太后”。封赠颁布之日，李太后一看自己的身份和陈皇后齐平了，非常高兴，觉得张居正会办事儿，因此她对张居正的信任增强了。这是张居正给她办的第一件事情，她很满意。
第二件事情，李太后非常信佛，印经书、佛像装修啊，施舍银两建庙啊，经常有这样的开支。她的施舍太多，私房钱不够用。冯保便撺掇张居正从太仓里拿银子给她做善事。张居正觉得不妥。他便出了一个主意，将宝和店划归到李太后名下。这个宝和店属皇产，是皇室采购中心。除了北京总店，在全国若干城市还设有分店，是一个规模不小的商业集团。将宝和店划归李太后，这对政府没有任何损失，只是把皇帝衣兜里的钱变成了太后衣兜里的钱。这样，既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李太后敬佛的开支，又没有违反张居正自己制定的财政改革的原则。这是真正的双赢。李太后就觉得张居正心里有她，对他更加信任。
第三件事情，李太后在五台山建了一座寺庙，落成典礼时的赞颂文章是张居正写的。去年我到五台山还看到了这个断碑，字迹已经模糊了。首辅写文章歌颂李太后的功德，她觉得脸上很光彩。像这样不伤筋动骨，不破坏国家财政，不给国家制度和朝廷带来任何影响的善事，张居正都做得非常快，而且非常到位。冯保在沧州选了一块吉地，准备作为自己百年后的寿藏之处。破土动工之日，张居正还率领百官向冯保祝贺，也给他写文章。今天很多人就会产生疑问，张居正这么大的官，还用得着去拍李太后与冯保的马屁？这马屁不拍还真不行，因为这两个人，一个代表皇帝，一个代表内廷，都是得罪不起的人物。张居正牺牲自己道德上的清高而选择与他们合作，甚至不停地赞赏他们，为他们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而赢得他们对万历新政的强力支持，这是牺牲小我而成就大我，是慨然以天下为己任的表现。一个知识分子最难的，莫过于要牺牲自己的道德价值观。但张居正做到了，这里面除了有舍身饲虎的勇气，还要有一种“道”的把握。这种把握是佛家所讲的“戒、定、慧”三者之间的通融。后世对张居正最大的争议，莫过于张居正与李太后、冯保之间的关系。但根据当时的情况，张居正要想做事，完成他富国强兵的理想，他除了与李太后、冯保合作，根本没有别的选择。
如果用事功的观念而不是用道德的观念来衡量，则这三个人的合作是非常成功的，他们精诚合作，开创了万历初年的中兴之象。三人的公情与私谊，都相当深厚。张居正去世之后，冯保对他很怀念，而且还设法保护张居正留下的改革人才。因为张居正的死，也因为万历皇帝对张居正残酷的清算，李太后万念俱灰，从此退出了政坛。由此可见，李太后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她涉足政治只是出于母爱。她觉得张居正是在真心辅佐她的儿子，所以她对张居正十分倚赖。
由于李太后的信任，张居正担当的角色，有时的确有一点尴尬。在朝廷里他是首辅，在皇帝面前，他是老师。作为首辅，他必须听命于皇上；作为老师，他又得严格管教学生。这两种角色常常产生冲突。李太后是一个严厉的慈母，因此她希望张居正是一个严格的老师。小皇帝一直很怕张居正。他从来不喊张居正的名字，而是恭恭敬敬地称“元辅张先生”。万历六年，十六岁的朱翊钧成婚之后，李太后再也不能住在乾清宫里监护他了，就回到了自己的慈宁宫。回去之前她把张居正找来谈了一次话，她说她现在再也没有办法监护皇上了，要张居正承担师相的责，任对皇上多多管教。但此时的朱翊钧已不是当年的孩子了，他开始有自己的主见并在贴身太监的引诱下，滋长了游玩之心。有一次他溜到西城去玩，带着孙海和客用两个贴身太监。喝得半醉时，朱翊钧吩咐找两个宫女唱唱曲，于是太监找来了两个宫女。朱翊钧要两个宫女唱坊间的流行小曲。两个宫女说不会唱。朱翊钧很生气，抖威风说：“我叫你唱歌你还不会唱？推出去斩了！”天子无戏言，出口的话都是圣旨啊。孙海一听，这可闹大了，本是偷着出来玩的，闹出人命来可就麻烦了，就赶紧提建议，不要斩了，把两个宫女的头发削掉，代替斩首。
这件事被李太后知道了，很生气。第二天把两个宫女找来，问明情况以后，就跑到了奉先殿，在丈夫隆庆皇帝灵前哭起来了。说儿子现在就这样浪荡，哪当得了皇帝，妾身准备把他废掉，让他的弟弟潞王接替皇位。万历皇帝一听说吓坏了，赶紧跑到太后面前哭，跪在地上不起来，希望得到原谅。李太后说，这件事要看张居正怎么说。在太后的授意下，张居正替皇上写了一个检讨书，叫罪己诏，颁布出来，承认这件事做得荒唐，今后再也不发生了，这件事才算过关。李太后对儿子严格管教，张居正积极配合。朱翊钧因此渐渐地对张居正产生不满。朱翊钧19岁时，成熟了，想自己管理国家。张居正也看出万历皇帝大了，多次上疏，希望“还政”，把国家的控制权还给皇上。朱翊钧有一次很委婉地在李太后面前提这个事儿，李太后却回答说：“你30岁之前不要提亲政的事，一切听张先生的教诲。”太后对张居正如此信赖，使万历皇帝对张居正由不满变成仇恨。所以张居正一死，万历皇帝迅速对他进行清算。
张居正推行万历新政的成功，利益于他高超的政治智慧与独到的用人之道，这两者结合起来，就是他的行政能力。虽然，他最终以个人的悲剧结束，但他为官之道，仍值得今天的人思考与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