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剩女”的定义不是看一个女性的工资、年龄或受教育程度，而是看她有多尊重自我；为了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她愿意忍受多少；她知道为什么要努力工作来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并且不打算仅仅因为结婚而改变它。总之，她尊重自己变得快乐和独立的权利。
文｜新京报记者 祖一飞 实习生 付蕾
编辑 | 陈晓舒 校对 | 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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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美国女孩玫瑰（Roseann Lake）在北京一家电视台工作。过完春节开工的那天，她发现身边的女同事们不太开心。因为，她们在节日里经历了“被逼婚”。
在玫瑰眼中，这些女同事们风华正茂、事业有成，最大年龄还不到27岁，无论如何也不应该被看作剩下的“处理品”。但现实是，她们的父母们却认为，如果女儿再不找到对象，就会变质发霉，嫁不出去。
听说这样的女性在中国被称为“剩女”，玫瑰觉得不可思议，“真是太不像话了。”
此后的五年间，玫瑰有意结识了100多位单身女性，陪她们聊天，听她们争论。为了理解上一代人，她甚至去了公园的相亲角，听大爷大妈们如何“推销”自己的孩子。
玫瑰把捕捉到的故事写成了书，取名《单身时代》，主人公有来自哈尔滨的小镇女孩、耶鲁归来的北京姑娘、做情妇的长腿女孩、接父母来京的公关公司女老板。
时间到了2019年，四位女性中的三位依然未婚，玫瑰对于中国和“剩女”的好奇心也还未熄灭。
以下为玫瑰自述：
我第一次来中国旅行是在2008年，那时候北京正举办奥运会。奥运会后，所有国家的报纸上有关中国的新闻都特别有意思。我想更多地了解它。
2009年，我修完新闻硕士学位，决定来中国好好待上一段时间。最初的计划是边学中文边做记者，时间最多不超过一年。后来一待就是5年。
到北京没多久，我就在五道口花1200元人民币买了辆橙色的电动摩托。我给它取名“芬达”，没事的时候，就骑着它在北京到处逛，去胡同，去二环、三环，看各种各样的人。
在逛的过程中，第一次让我感到震惊的，是那种跨越不同时代的差距感。比如，我在自行车道上骑着电动摩托，旁边有一个很大的车，上面装满了要卖掉的白菜，再旁边是充满未来感的三里屯。
你可能不会在别的地方发现如此大的差别：农村卖白菜的（场景）和现代的楼在一起。作为一个外国人，又是记者，我觉得这是件非常新奇的事情，想要了解它们是如何并存的。
上个月，我去了一趟天坛公园。十年前，我第一次见到中国的相亲角就是在那里。
我发现，和十年前一样，人们还在做着同样的事情——拿着小纸片走来走去，互相问“你的是女孩还是男孩？”“我的是87年的”“你的是做什么工作的？”
玫瑰在北京的公园里和人们交谈。受访者供图
仅有的变化可能是，我第一次去的时候，他们互相加QQ，这一次他们加的是微信。
会有人问我“你是来找对象的吗？”也有人想让我当她儿媳妇。有一位女士就相当坚持，问了我很多问题，我说我已经有对象了，她只得问我还有没有其他单身朋友。
他们认为，如果不帮忙给孩子找对象，时间错过了，自己的女儿就会嫁不出去，儿子就娶不到媳妇。
我问过一些父母，“你的孩子知道你在这里吗？”他们说不知道。
别人一直在说他们的孩子没有结婚，他们觉得没面子，想快点让孩子结婚。看起来这似乎有点自私，但后来我意识到，这其实源于爱。他们并不只是想让周围人闭嘴，而是觉得“如果我们不在了，谁来照顾你？”
但他们并不理解孩子到底想要什么样的对象。我总觉得，在公园里找对象的成功率可能会非常低。
我在《单身时代》里提出过一个问题：为什么突然有那么多人单身？
父母那一辈年轻的时候没有很多机会和选择。如果他们在单位工作，想要得到单位分房，就得尽快结婚。在这种情况下，单位领导或许会帮忙选择配偶。但现在不一样了，中国发展得超级快，一切都变了。
直到一次春节过后，女同事们从老家回到办公室，便开始讨论婚姻话题，她们称自己是“剩女”。
我很惊讶地问，“为什么不能？”对于一个像我这样的老外来说，这实在太奇怪了。
我的女同事们同样对美国感到好奇：“美国是《欲望都市》里的那样吗？27岁还没有结婚，会有问题吗？”我说：“NO，当然不！”
在四个主人公中，张梅可能是最有勇气的一个，她的压力更大，因为父母在哈尔滨，想法会更加传统，她村里的每个同龄人都结婚了。
除了这四个人之外，我的大部分“剩女”朋友也都还没有结婚。
在研究“剩女”问题期间，我采访过一百多位单身女性，书里还有很多教授的观点，他们是来自人口学、社会学、历史学等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
从2010年开始动笔，我一直写了7年才写完。直到2019年，才推出了中文版。
当时写完书后，我给60多家代理发了邮件，他们中的许多人没有回应。也有些人回应了，说写得很有意思，“但这太中国了，美国读者或美国出版商不会关心在中国发生的这些事情。”
有很多国家的女性都会晚婚、不婚、少生孩子，这在大多数发达国家也是完全正常的事情。怎么能因为它发生在中国，就说它不值得关注？我认为这是一个国际议题，全球的读者都会感兴趣。但他们直接告诉我，“你的书卖不出去。”
我进行了很多次这样的对话，最终找到一位代理人，又找到了认可这本书的出版社。
我一开始设想会有很多二三十岁的年轻女性对这本书感兴趣，但没想到最有意思的回应来自那些40至70岁的中老年读者。她们知道中国的社会体制，知道中国的生育政策，但没有想到事情还有另一面。那些领养了中国女婴的美国父母，也很想知道如果他们的女儿生活在中国会是怎么样的。
观察这些读者的反应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记得有一位70多岁的美国女性说她没有像许多同龄女性一样大学毕业就结婚，而是到55岁才结婚。她是一个保险公司的CEO，认为晚婚是自己做出的最明智的决定。她非常支持并理解中国女性，也很高兴她们有现在的发展机会。
在英国，人们并没有给这些大龄不婚的人贴标签，但他们会问这些人为什么没结婚。这些压力是存在的。那些来自印度、巴基斯坦和埃及的女性则感慨，“这些和我们国家是一样的！”
我把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做了对比。像日本、韩国、新加坡，就不会有那么多父母干预孩子的婚姻问题。但在中国，结婚是两个家庭而不是两个人的事。很多认识的人会对此提意见，施加压力。
我刚来中国的时候，“剩女”的年龄标准可能是27岁，到了25岁的时候就比较紧张了。但这个标准一直在变，现在我感觉大城市应该是30岁以上才算“剩女”。
玫瑰在上海的签售活动上和读者交流。受访者供图
我第一次听到“Leftover Women”（剩女）这个词是在工作的时候，它在美国也并不是一个很普遍的词，很多人会理解为“Left behind Women”（留守女性）。
为什么一定要给单身女性一个称呼？她们难道不可以只是正常的女性吗？我觉得她们不需要标签。
机会并不是盛在盘子里端给女性的，而是她们争取来并努力维护的。她们能够获得的每一个机会，都不是理所当然存在的，而是中国发展的大环境的“副产品”。
中国目前在一个十字路口上，从世界的制造业工厂向一个更成熟的经济体转变，不再是工厂和工人，而是服务、技术、绿色能源和其他更复杂的东西。很显然，在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中国需要更新人才储备，从制造iPad的工人转变成发展最新科技的人才。而中国大量受教育的男性、女性，会促进过渡的过程。
我想要外国读者理解，这些受教育的女性和工作的女性，会是中国向前发展的重要部分。就像我在这本书封面的副标题写的那样：女性塑造着世界下一个超级力量（The women shaping the world’s next super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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