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时报记者 孙妍
古有武林盛事“华山论剑”，今有学界盛举“西湖论剑”。
6月25日，全球二百余位学士鸿儒齐聚西子湖畔，共议人类命运之大事，而发起人正是阿里“风清扬”马云是也。
马云缘何发英雄帖，广集天下有识之士？这还要从去年此时说起。
2018年6月26日，15名全球科技界“罗汉”齐聚杭州与马云闭门探讨，成立了罗汉堂并发布《罗汉堂使命宣言》，立誓以研究解决科技发展伴生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为己任，秉承“天下为公”的出世理想与古代豪侠们兼济天下的使命，“不为阿里巴巴而建，而为全世界服务”。罗汉堂“阿里巴巴最佛系出尘的组织”便得名于此。
在这短短一年间，全球数字经济可谓风起云涌：互联网经济对中国GDP贡献率已达60%；AI人工智能已通过物联网设备“飞入寻常百姓家”。但与此同时，脸书数据隐私泄露丑闻、自动驾驶撞人等惨剧也在发生。
于是，罗汉堂与达摩院、湖畔大学联手，召集六位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及百余位全球学者，票选商议出了数字经济时代关于人类未来的十大问题：
1.人工智能的发展会不会让普通人面临失业危机？
眼下美国对AI的担忧达到历史高点，但实际上美国失业率是半个世纪以来的低位。2018年11月美国的失业率达到3.7%，这是196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技术革命并没导致失业率上升，但会带来新的工种以及缩短工作时间。
2010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Sir Christopher Pissarides）说，从1980年以来的就业数据显示，就业逐渐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变。我们应该思考的是，我们如何让自己和下一代为未来的工作做好准备。
美国哥伦比亚商学院金融学和经济学教授也表示，技术的不断进步让人们有了更多闲暇的时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显示，生产力越高的国家每周工作时长越低。
2.我们应该先控制风险还是先迎接数字技术？
要达到5000万用户，电力花了46年、计算机花了14年、互联网花了7年、皮卡丘花了19天。今天，在低收入国家也有60%的人拥有移动手机。决策时间前所未有的短，错过成本前所未有的大。
2001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说，现有对经济的衡量集中在对经济增长的关注，忽略了健康、生活便利等其他福利。数字经济的长期影响是深度多维的，需要一个更多维的框架衡量个人和社会福利。
3.如何才能减少乡下六旬老人与城里年轻人之间的信息鸿沟？
技术革命既让地球能够养活的人口从10亿增加到70多亿，也引发过两次世界大战。关键是能不能以最快速度，让尽可能多的人受益。
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认为，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不仅体现在增长速度上，还体现在偏远、贫困群体与现有经济资源的结合速度上，这是令人震惊的普惠增长模式。
美国马里兰大学助理教授阿尔伯特·罗西（Alberto Rossi）提出，智能投顾能够帮助用户更稳健地配置资产，尤其是对投资经验少、现金持有比例高、频繁买卖的用户而言更是如此。智能投顾让投资更普惠。
除了智能投顾，AI正在逐渐抹平城乡教育差距是一个很好的佐证，湖畔大学学员、英语流利说CEO王翌博士分享了一个案例，2016年，流利说为青海果洛道扎福利学校学生捐赠人工智能课程，经过一年的学习：学生的中考平均分比一年前提升了近20分。
传统老师的教学需要的时间大概为95～480小时，AI老师只需要经过36.8小时的教学，就可以使学生们的成绩上一个等级。而且，教育成本也在下降，流利说的成本为103元，但中国传统老师的授课价格在1～1.5万元。
4.我们的数据隐私到底掌握在谁的手中？
2019年5月25日，正是“史上最严数据法”GDPR出台一周年的节点，数据隐私越来越被公众所关注。
19世纪末，当电话刚在美国推出和普及时，《纽约时报》曾刊登评论指出：“电话不仅会收录两端的声音，甚至会将其路线经过之处的声音都收录下来，因此当这千万的电话线从居民屋顶经过，所有秘密都将公之于众，惟有沉默才是安全”。这类关于电话的设想或许在现在看来不切实际，甚至可笑，但是在当时民众对电话技术并不够了解的时期，这类忧虑是有广泛共鸣的。
2014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让·梯若尔（Jean Tirole）认为，我们如何在保护个人隐私的同时，不遏制科技的进步和创新的向前？我们想倒掉洗澡水，但别把宝宝也泼出去了。
5.互联网让市场更公平还是更垄断？
数字时代，消费者和生产者被合成一张网，它就是平台。在全新的协同关系中，各方的收益、责任、工作方式、福利保障等都发生了深远变化。那么，谁是平台经济的受益者，是所有参与者还是少数平台公司？平台的边界到底在哪里？
马云说，这个问题在阿里巴巴内部也在进行讨论。第一次技术革命产生了工厂，第二技术革命产生了公司，这一波数字技术革命产生了平台。平台是一家企业，但创造了很多就业，参与了很多社会事务，平台的责任到底是什么？
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说，互联网和平台经济能够有效打破制约成熟市场发展的阻碍。在中国，没有互联网，农民只能进城打工才能提高收入，互联网让他们在家乡也可能获得同样的发展机会。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教授理查德·霍尔登（Richard Holden）认为，数字技术改变了企业的协同方式和边界，让原本很多公司内部才能完成复杂的协同变得高效和透明，更多的事务可以在公司外部由市场协同来完成。这给小微企业带来更大的生存空间，更高效地利用资源做专业化分工。
他同时认为，“赢者无眠已经成为常态”，大型平台的竞争优势来源于网络效应，这种竞争优势很难从无到有的建立，但是已有平台的地位也很脆弱，平台必须时刻创新和更好地服务用户，才能保持竞争优势。
6.治理机制要如何改变才能适应数字时代？
汽车诞生于欧洲，汽车商用的黄金时代却在美国。在数字时代，什么样的政府、市场和公司治理机制，才能适应今天自下而上的创新和新协同机制。
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本特·霍姆斯特罗姆（Bengt Holmström）认为，人工智能正在改变我们的经济发展机制，也会改变我们制定政策的方式。
7.金融服务在越来越平民化的同时，会不会引发更多的风险？
眼下，数字技术让卖茶叶蛋的老太太和银行行长享受到同样的金融服务。但金融创新，包括数字货币，也可能带来新的不确定性。
本特·霍姆斯特罗姆（Bengt Holmström）认为，数字经济时代，信息是一种新的抵押品。有了数字平台上收集的信息，小额借款人获得信贷不需要抵押品，因为贷款人比借款人更了解他的信誉。在这方面，平台模式更接近于西方信用卡的基础模式，同时因为它基于数字识别，并包含大量数据，所以比信用卡便宜得多，也不容易被欺诈。
8.数字时代全球化会走回头路吗？
技术、贸易和知识的自由流动和分享是全球经济繁荣的核心动力，在世界经济分化严重、技术发展参差不齐的今天，如何推动全球数字经济协同，让每一个国家受益？
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说，让他感到兴奋的是中国的数字经济增长范式能够启发其他国家，开发巨大的国内市场就能带来巨大的增长机会。在此基础上不难想象，只需要一点点的国际合作，这种发展模式就能推广到全世界。各国小微企业参与到国际市场中或将成为下一个增长引擎，这才是最激动人心的事。
9.人工智能该不该有道德观？
无人驾驶汽车必须选择撞向一边，左边是老人，右边是小孩，它该做何选择？这该由算法来决定吗？
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Sargent）说，机器并不是自己在学习，它们学的都是人类输入的数据，是人类在告诉机器要学习什么。因此，人类在给机器提供数据的时候，要努力去除掉一些偏见。
本特·霍姆斯特罗姆则表示，人工智能将来作为公司的“一员”，需要对他们进行激励，人工智能也应该具有工作动机，人类应该给他们提供正确的动机。人工智能眼下还处在非常初期的阶段，它还在吸收很多数据，在辨识模型。什么时候它能把某一个逻辑举一反三用到不同的场景，那才可以说人工智能有了非常大的飞跃。
10.大算力和大数据一定会让我们离真相更近吗？
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利用大数据和大算力做决策，接近真相；在一秒钟内能摸象腿数百万次，我们就一定会避免盲人摸象了吗？
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拉尔斯·彼得·汉森（Lars Peter Hansen）说，数字经济时代，丰富的数据确实为经济学分析提供了更多的素材，但是实证分析本身的价值则非常有限。对于实际发生什么和可能发生什么，理论模型却能帮助我们做不同情形和不同政策下的比较。因此纯数据驱动具备一定的局限性，模型能让人们在大数据时代做更好的决策。
托马斯·萨金特认为 ，大数据和大算力提升了抽象信息理论的价值，它们的高速发展对处理信息的方法论提出更高要求，更优的信息估计技术、算法博弈论、多元时间序列算法和数据模拟技术等都可以在大数据时代散发光彩。
责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