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电影《中国机长》很火，今天说一说二十多年前的另一位中国英雄机长。他的名字叫倪介祥，是我们 启东惠萍镇郁家村人。
倪介祥，1945年生，启东惠萍镇郁家村人，东航退役飞行员。1961年7月，进入长春空军第一预备学校；1965年底，进入中国民航高级航校；1967年10月，进入民航上海管理局第五飞行大队；1971年1月，调入北京管理局第一飞行总队；1979年11月～1984年，在上海5703厂工作；1984年在上海管理局航行管理处工作；1987年，回到第五飞行大队恢复飞行；自1988年6月起，作为中国东方航空公司上海飞行部飞行员飞行，1998年10月荣获中国民航总局授予一等功。1999年5月荣获全国民航系统劳动模范。1999年5月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00年4月荣获全国劳动模范。2005年光荣退休。
1965年底，倪介祥进入位于四川广汉的中国民航高级航校学习。经过几年的艰苦锻炼，1967年10月，倪介祥从航校毕业，被分配到位于上海的民航第五飞行大队。图为1966年在中国民航高级航校学习时的倪介祥。
1978年，邓颖超同志访问伊朗，倪介祥（后排左一）是专机组成员。
1998年9月10日，倪介祥机组在飞机前起落架放不下来的情况下，在虹桥机场成功迫降，创造了中国民航史上的奇迹。该事件后来被改编成电影《紧急迫降》。
重温惊心动魄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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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回到1998年9月10日。当天晚上，东航一架编号为B-2173的MD-11客机执飞MU586航班，从上海飞往北京。飞机起飞后不久，机长倪介祥马上发现情况有些不对。
按照程序要求，在飞机离地后，机组要做的第一个动作是收起落架。但倪介祥完成这个程序后发现起落架的红色警告灯没有熄灭。倪介祥判断，可能是前起落架没有收好。这时，他首先考虑的是返航。
由于不知道前起落架的状态，机组与塔台联系后请求进行一次通场，请地面人员看看起落架放出来没有。300米高度通场，地面人员没有看清；再来一次30米超低空通场，这次看清了：前起落架没有放出来！
在地面指挥室内，几种方案正在迅速地拟订中。迫降之前，机组又采取了3项辅助措施：做45度大幅度盘旋，交叉关1号、3号液压放轮和落地“震轮”。但这些措施均未奏效，看来只有最后一招了——跑道迫降。
倪介祥说：“在完成所有应急放轮程序，也就是该用的招数都用完后，我的头脑里确实闪过‘万一’的念头：老婆身体不好，孩子还没有工作……但仅仅是一闪念，这种情绪稍纵即逝。因为在万分危急的时刻，我是机舱里的主心骨，不能乱。只有保持高度镇静，将一切处置得当，才能看到希望的曙光。”
此时，虹桥机场已停满了消防车、救护车。
在现场的上海市领导、东航领导焦急地仰望天空。
在民航总局的值班室里，几位总局领导的心都悬在了嗓子眼。
停机坪一侧站满了民航员工和家属，他们流着泪在心中默默祈祷。
飞机还剩4吨油，倪介祥从容不迫、细致周密地布置完迫降时需要做的一切准备工作，还特意关照机组成员用一下洗手间，以防迫降后受伤。
只有2吨油了！他向塔台呼叫：“我必须马上落地！”
地面人员发出指令：“同意落地！”飞机切入五边，此时时针指向11时05分，生与死的严峻时刻到来了。
倪介祥提前制订了三项迫降预案：一是机身不能侧，要正对跑道；二是主轮在落地时要尽量与跑道面平稳相切；三是机头在下放时要尽量带杆压住，让它缓慢下放。
在迫降时，飞机所有姿态正如倪介祥预料的那样，不，应该是比预料的更好。失去“前蹄”的巨大机头在轻轻接地后溅起团团火星，飞机又平稳地滑行了700米，然后十分“驯服”地停在了堆积着大量泡沫的跑道上……
地面人员欢呼着向飞机跑来，乘务员放下紧急滑梯疏散旅客。而倪介祥与平时飞行一样，直到关车，所有的操作程序一个不落，并且不忘将飞机彻底断电，以确保安全。
他最后一个跳下飞机，平静地登上跑道边的面包车。
1998年9月10日晚上，倪介祥机组在前起落架放不下来的情况下，在虹桥机场成功迫降，创造了中国民航史上的奇迹。图为成功迫降后的飞机。
在这令人永生难忘的时刻，我们看到了崇高心灵的闪光。
当天晚上，倪介祥回到家，换掉湿漉漉的衣服，洗完澡倒头便睡。第二天一早，他又赶到飞行部正常上班了。
图为“9·10”迫降成功后，在民航表彰大会上，乘务员给倪介祥戴上大红花。
2005年，倪介祥光荣退休，成为一名全职的“家庭主夫”，照顾生病的妻子，打理所有家务。图为倪介祥飞完最后一个航班回家，在小区门口接受记者采访。
退休以后 贾首峰/摄
我所做的一切应当归功于党和人民几十年的培养。“9·10”迫降的成功离不开我的机组成员严宝弟、赵永亮、鲁舸，以及当时无数地面人员的共同协作。
——倪介祥
综合《中国民航报》2018年6月18日4版（记者孟进）、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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